翁维良，1937年出生，祖籍浙江宁波，师承著名中医药学家郭士魁、赵锡武、岳美中。从事中医药工作60年，临床擅长心血管重症、疑难病的诊治，提出“治心必通瘀”的学术思想，总结出“活血化瘀十二法”。 1944年的上海，一个7岁男孩紧紧抓着病榻上母亲的手，哽咽着喊“妈妈”，气息微弱的母亲不舍地望着孩子，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国医大师翁维良。 “母亲是患结核病去世的，如果当时的医生攻克了结核病，母亲可能不会走那么早。”翁维良生于浙江宁波、在上海长大，从母亲去世那一天起，他就立下了从医的志向。这条路，他一走就是60年，虽饱经坎坷，却甘之如饴、无怨无悔。 “不中不西”困境练就坚定岐黄心 翁维良常常调侃自己的学医经历“不中不西”。 “那时全国没有中医院校，要学医都是学西医，在选修课上接触过一点中医知识，觉得很有意思。”1955～1960年，翁维良在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读大学，当时的他没想到，最初“有意思”的中医竟会成为他一生的挚爱。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工作，从此与中医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与翁维良一起到中医研究院报到的还有其他几十位西医院校毕业生，他们都面临着“不西不中”的尴尬——西医院校毕业却未有过临床实践，要做中医工作又无中医高等教育经历。在翁维良的记忆中，“那时大家都觉得很难、很迷茫。” 所幸的是，他们这一批学生刚好赶上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1960～1962年的卫生部第二届西学中班，有了系统学习中医的机会。然而开始学习了才知道，更难的在后面——由于中西医分属不同的思维体系，这批西医毕业生很难接受和理解中医知识，更不要谈深入研究。 翁维良也没想到，当初觉得“有意思”的中医竟会这么难学，他尝试将自己新学的中医知识与储备的西医知识相结合以加深对人体与疾病的理解，却屡屡碰壁，有时想到难解处，他甚至烦躁地反复捶打自己的头。面对这种困难，有的人退却了，放弃了中医，调去其他地方。翁维良却坚持了下来，他的想法是“要听国家的话，国家让我搞中医，我就要好好搞”。当时，年轻的翁维良担任团支部委员，较高的政治觉悟促使他咬着牙不断探索学中医的路子。 尝试了许多方法之后，翁维良终于摸到了学中医的窍门——忘记所学的西医知识，把自己当作一张白纸，重新接受中医理论的洗礼 “西医先入为主、根深蒂固，不放下西医思维，永远学不好中医。”翁维良没有忘记中西医结合的初心，但他意识到，建立地道的中医思维是关键一步。于是，他全身心地投入浩瀚的中医经典中。 背是学中医的基本功，一时背不过怎么办？翁维良买了两本《伤寒论》、两本《金匮要略》，把上面的条文及方子组成剪成小纸条随身携带，一有时间就拿出来反复背诵。渐渐地，一本本中医经典，翁维良烂熟于心了。 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临床实践还是重要一关。幸运的是，“西学中”班毕业后，翁维良被分配到中医研究院内外科研究所，著名中医药学家、中医药教育学家岳美中成为他的老师。在翁维良的记忆中，岳老是非常严厉的，门诊上让学生写方子，不提中药名，只说方子名，不熟悉方子组成的学生写不出方子，就要挨批评。 有一次，岳美中从印度尼西亚访学出诊归来，一脸严肃地把一厚叠病历交给翁维良整理。翁维良紧张地接下任务，打开一看，如获至宝——这些资料详细记载了岳美中在国外的诊疗经过、方药运用等，翁维良从头到尾研究了一遍，感觉受益匪浅。 “岳老虽然不苟言笑，其实心里对学生非常关爱，教东西更是倾囊相授。”在岳美中的督促下，翁维良对于经典方药如何运用于临床有了初步认识。 1962年，随着中医研究院院所调整，翁维良被派到西苑医院参与心血管病研究室筹建，他又先后拜老中医赵锡武、郭士魁为师，与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成为同事。在各位中医名家的指导下，翁维良彻底摆脱了“不中不西”的困境，坚定地走上了岐黄之路。 “18年住院医师”引领活血化瘀风潮 1963年，西苑医院正式成立心血管病研究室，同时还配备了30多张病床。翁维良作为住院医师（初级职称），管着几乎一半病床。随叫随到，24小时责任制，每天2～3次查房，如此高强度的工作，他一干就是18年。 不怨不忿、不急不躁，翁维良身上带着浙东书生的温润。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专心致志地投入中医临床科研实践中，逐步成为中医活血化瘀研究风潮的重要引领者之一。 “心肌缺血、冠心病、心绞痛，用点活血化瘀中药。”如今，这已是深入人心的医学常识，可在当年，活血化瘀治心脑血管疾病是一条人迹罕至的路，翁维良那一批中医人以水滴石穿的精神将这条路拓宽、踩实，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改变了心脑血管疾病“唯西医是从”的治疗格局。 “那时候，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儿要证明中医药的价值，临床上强调先中后西、能中不西。”翁维良说。什么叫先中后西、能中不西？就是治心绞痛、心衰等急症首选中药，而不是硝酸甘油、毛地黄等惯用的西药。那么，中药的疗效能与西药叫板吗？ 20世纪60年代之前，中医界普遍认为冠心病、心绞痛、心衰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基本病机是心阳不振，治疗多使用通阳散结的栝楼薤白半夏汤一类的经方。 “有效，但不够快！”翁维良的老师、西苑医院心血管病研究室时任副主任郭士魁在与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的合作中，深切地感受到栝楼薤白半夏汤的见效速度根本无法与硝酸甘油、毛地黄等西药媲美，而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生死往往在分秒之间，中医药一下子就落了下风，如何“先中后西”？ “郭老平时话不多，但只要一谈到治病就滔滔不绝。”年轻的翁维良以医院为家，与周末才回家的郭士魁及另一位年轻医师一起住在西苑医院空闲的病房里。一到晚上，师生三人就开“卧谈会”，活血化瘀治心脑血管疾病的思路在一次次卧谈中越来越清晰。 虽然当时普遍认为，久用活血药会损伤正气，不适于本质为虚的心脑血管疾病，但是清代著名医家王清任却将活血化瘀之法用到了极致，解决了很多医学难题。再结合关于临床实践的思考，郭士魁、翁维良认为，“活血化瘀的路子值得一试！” 令人惊喜的是，以王清任的血府逐瘀汤、通窍活血汤为基础方化裁的活血化瘀方药一应用于临床，就取得了极其显著的成效，见效速度更是可与西药有得一拼。 “起初是温阳宣痹药与活血化瘀药合用，效果出来后，渐渐地单用活血化瘀药，看到这一路子行得通，大家都很兴奋！”耄耋之年的翁维良回忆起年轻时与老师一起在临床攻关的往事，仍然心潮澎湃。 找到治疗思路只是第一步，要让中医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可与西医药比肩，还有漫漫征程——心脑血管疾病血瘀证的理论需要完善，活血化瘀药物分类及使用规范需要明确，将传统中药做成起效快的滴丸、喷雾剂的工艺仍需探索……郭士魁、翁维良在紧抓临床的同时，也意识到了科研工作的重要意义。 中医药科研需要将传统中医理论方法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这正是“西学中”的翁维良所擅长的。他没有忘记刚毕业时自己怀揣的中西医结合梦想，也终于找到了中西医结合的恰当契合点——运用现代技术方法深入解读中医药内涵，并将中医药诊疗思路具体化、明确化，最大限度地提升临床疗效。 20世纪80年代，国家自然基金会刚刚成立，翁维良就拿下了国自然支持的活血化瘀研究项目。此后，研究活血化瘀成为行业热潮，几乎年年都有关于活血化瘀的科研项目落地。2003年，“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成为第一个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的中医药研究项目，将活血化瘀研究推向了更高潮。直到现在，这一思路仍深刻地影响着心脑血管疾病的临床诊疗。 “18年住院医师”的经历没有阻碍翁维良前进的脚步，他凭借扎实的中西医功底，在郭士魁、陈可冀的指导下，提出了“治心必通瘀”的诊疗思想，并总结出“百病多瘀”“老年多瘀”“久病多瘀”“怪病多瘀”“心病多瘀”的血瘀病因病机理论以及“活血化瘀十二法”，丰富了血瘀证、活血化瘀理论的内涵。他引入了血栓、血小板等血瘀高黏状态指标，使血瘀证的诊断更清晰、实用；按照作用强度将活血化瘀药明确分为养血活血、活血化瘀、破血逐瘀三类；研制出冠心3号等实用经验方，制定了凸显中医特色的优势病种诊疗方案，并身体力行地推动以中医理论为基础、实验研究为依据、回归临床为根本的血瘀证病症结合诊疗模式日益成熟。 回首既往，探索活血化瘀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段历史无疑是近现代中医药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一段，而翁维良正是书写这段历史的关键一员。提到那段奋斗历程，他如同孩子般兴奋，仿佛回到了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而提到荣誉，他却保持了一贯的温润谦逊，“成绩的取得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而是集体的智慧，我所做的工作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黄土高原养出大医情怀 “要做好医生，就要到基层去。”翁维良之所以常常这样教导学生，与他扎根黄土高原做“赤脚医生”的一段经历分不开。 20世纪60年代末，中苏关系紧张，党和国家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也因此迁至山西稷山县，建立了农村疾病研究所。当时，翁维良作为先遣组的一员提前赶到稷山县，与同事们一起在吕梁山下挖了防空洞储存中医古籍。后来，翁维良的妻子带着五岁的儿子也来到稷山县，然而没能与妻儿团聚多久，翁维良就作为医疗队领队前往汾河以南的黄土高原，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医疗队“赤脚医生”生涯。 “高原上的井有几十丈深，打不上来多少水，下雨的积水都要留着喝，卫生条件不好，乡亲们很容易生病。”翁维良回忆，那时医疗队没有多少经费，老百姓更付不起药钱，他就带着医疗队为老百姓扎针、埋线、推拿，必须用药时就采当地野生的中药材，洋金花、地肤子、地锦草、马齿苋甚至棉花杆都成了治病的良药。 最让翁维良印象深刻的是，他曾就地取材，用洋金花治好了老乡的慢性支气管炎。那个年代，农村有很多老慢支患者，一动就咳嗽，根本就干不了农活，有这样患者的家庭往往格外艰难。翁维良看着乡亲们受苦，心里着急，他发现漫山遍野都是有止咳平喘作用的洋金花时，不禁思考：能不能用这药为乡亲们治病呢？ 翁维良和医疗队的同事开始尝试用洋金花煮汤药，结果虽有平喘作用但见效很慢，而且量特别不好掌握，用量小了不起作用，用量大了又会损伤神经引发舞蹈症，这可难倒了医疗队。直到一天，翁维良看到农闲时乡亲们聚在地头抽旱烟，不禁眼前一亮，他联想起古籍中有记载洋金花切丝卷烟通过吸入而止咳平喘的方法。于是，他也依样“画葫芦”，把洋金花晒干后卷在烟叶里。为了让治疗剂量精准，翁维良和同事自己卷烟亲身尝试，并搭起了简易病房，让早期尝试此方法的老乡住下，随时观察各种剂量的不同反应，最终确定了最佳剂量。 由于存在副作用，用洋金花治慢性支气管炎并非临床首选，可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翁维良用这个法子为很多老百姓减轻了痛苦，他也因此收获了很多“铁杆粉丝”。多年后，仍有黄土高原的乡亲拖家带口地来北京找他看病。 一个患者背后可能就有一个困难的家庭，每个患者都有自己的苦涩辛酸。驻扎黄土高原、与老百姓同吃同住的那段经历涵养了翁维良“普救含灵之苦”的大医情怀，用他的话说：“当医生就是要为老百姓服务，要做‘人民的医生’！” 往后几十年的行医历程中，翁维良将这份情怀落实到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他把患者当亲人、当朋友，与很多患者保持了长期通信，耐心地解答他们的各种问题；出诊时，他常常加班加点地看病，无论忙到多晚，都要看完最后一位患者；多次跟随医疗队到贫苦农村巡回义诊，再苦再难也从不觉累，因为他是“人民的医生”。 以身传承让国医精神永续 从医60年，翁维良一直忙忙碌碌，他的研究领域早已不局限于活血化瘀治心脑血管疾病。他担任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临床药理研究所名誉所长，牵头制定中医临床研究质量控制行业规范，主编出版我国第一部《中药临床药理学》专著；他在“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期间主持重大科研计划，推动形成适合中医临床研究方案优化方法的规范程序，提高中医药临床研究的规范化水平…… “老师每天7点多就到医院，一忙一整天，周末也不休息，日日如此，年年如此。”翁维良的亲传弟子、西苑医院党委副书记李秋艳笑称，老师的勤勉让学生很有“压力”。在她的记忆中，老师从来不苛责甚至很少提要求，但出门诊，他永远来得最早，做课题，他永远查资料查得最全，这份“不待扬鞭自奋蹄”的精神既令人感动，也是强大的鞭策力量，“做翁老的学生，就不好意思偷懒。” “家门有一代代传承的家风，师门也有一代代传承的学术之风。”翁维良的亲传弟子、西苑医院临床药理研究所主治医师张菀桐谈到，看到老师于耄耋之年仍亲手整理郭士魁先生留下的手札，心里很感动，也意识到自己肩负着传承的使命。 如何才能做好传承？翁维良曾带领学生反复研究这个问题。在他的指导下，张菀桐曾专门以“探究传承方法”为主题作博士论文。经过长期研讨与尝试，他们针对名老中医医案记载的病情错综复杂、治疗周期长的特点，形成长时动态诊疗方案的图文分析策略，强调通过个案分析积累形成群体诊疗规律的医学范式，系统性地建立基于个体化医疗的中医药经验传承方法。 运用现代科学方法，为中医药经验找到可复制、可推广的传承方式，是翁维良倾注心血努力探索并会一直做下去的事业。其实，从名老中医身上传承的又何止是经验方法，还有更可贵的国医精神。 中国中医科学院在读博士王旭杰是李秋艳的研究生，他长期参与翁维良的课题研究，在挖掘学习名老中医经验的过程中，常常被老一辈中医人孜孜不倦、甘于奉献的精神所感染。还没毕业的他已然立下了大医的志向，“翁老教老师，老师再教我们，每一代人都要成长为优秀的中医人。” 王旭杰为之而努力的，正是翁维良所希望的。85岁高龄的他每天坚持在临床、科研一线，以身作则、亲身传承，为的就是让年轻人领悟到中医药精华所在，让中医药临证经验和中医人的精神操守一代代传承下去，造福更多人。 年轻时的翁维良                20世纪60年代，翁维良（第二排左二）与郭士魁（第二排右一）、陈可冀（第二排左一）合影

8月1日，中国中医科学院、上海中医药大学2020级屠呦呦班小学期开班式暨唠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研究生院院长黄璐琦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党委副书记杨龙会，副院长唐旭东，纪委书记于林勇，副院长李鲲、杨洪军等出席开学典礼。上海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副院长李海峰等出席活动。开班式由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唐志书主持。 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班式拉开帷幕。与会人员在西苑医院副院长徐凤芹的带领下，重温了《医学生誓言》。 研究生院副院长杨卫彬宣读了屠呦呦老师给同学们的回信。屠老师寄语同学们要懂得坚持、耐得住寂寞，对中医药宝库保持自信，多做原始创新，要有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做贡献的勇气和担当。 研究生院副院长马晓北介绍了屠呦呦班小学期教学安排情况。李海峰代表上海中医药大学介绍了屠呦呦班前两年的学习情况；研究生导师代表袁媛研究员、博士生代表石伯伦、屠呦呦班学生代表杨庆华分别作了精彩发言。 会上，黄璐琦给屠呦呦班授予了班旗。 会议第二阶段召开了“师生相伴同行、为学为人为道”主题唠叨会，由黄璐琦主持。黄璐琦就中医药人才培养进行了深入剖析与阐释。首先，强调了国家对中医药人才培养的重视。屠呦呦班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大学的创办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人才培养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基于中医药领军人才培养的迫切需求、是心怀“国之大者”的生动实践。要着力在传统师承教育与院校教育之间寻求有机结合，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人才培养模式。要将优质的科技资源、临床资源转化为教育资源，不负“国字头”中医药大学肩负的重要历史使命。第二，对中国中医科学院大学精神的思考。大学不仅仅是对现在负责，更要对历史和未来负责，体现“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精神，同学们要成长为中医药行业的领军人才，要做一个有理想的人，展示用梦想激荡人心的魅力；要具备广博的知识、精深的专业和多学科的视角，担当起高尚的道德压力，交友广阔，能够服务于社会，贡献于国家。第三，对课程设置的要求。强调在本科阶段主修、选修、通识教育三部分中以通识教育最为重要，应探索将传统经典古籍纳入通识课程，以强化思辨能力、人文素养和国学底蕴。第四，对校园文化建设的展望。希望创建一个具有“静水流深的平静、自由灵动的迷人”的校园文化氛围。 中医科学院院领导、各培养单位领导、教育教学管理人员、研究生导师代表以及研究生院各处室负责人、2020级屠呦呦班学生70余人参加了开班式及唠叨会。领导、老师们在欢迎之余从学习、生活、学业规划等诸多方面对屠呦呦班同学提出殷切期望。希望大家珍惜时间，心无旁骛的学习。不忘初心、保持热情、不但要学知识，更要身体力行的实践，努力做到既博又专，愈博愈专。同时指出，对于中医药大学生来说，最重要的是“背”和“悟”，要想成为真正的大家没有捷径可言，必须克服浮躁之气，静下来多读经典，培养胸藏文墨虚若谷，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气质。希望同学们以屠呦呦老师为榜样，肩有担当，胸有远志，用青蒿素精神照亮追梦之路，早日成为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栋梁之材。 本次小学期是屠呦呦班学生首次中国中医科学院之旅。为了让同学们切身感受家的温暖和学术的高峰，研究生院精心设计了师生同行、名师讲堂、知行乐学系列教学实践活动，以著名专家学者的大视野、大格局带领学生领略学术高峰，培养同学们的中医临床思维和科研思维。 （研究生院赵时鹏胡春宇） 师生相伴同行为人为学为道唠叨会 黄璐琦院长与同学亲切交流 唐志书常务副院长主持小学期开班 上海中医药大学李海峰副院长介绍屠呦呦班教学培养情 西苑医院徐凤芹副院长 研究生院马晓北副院长介绍小学期 研究生院杨卫彬副院长宣读屠呦呦 黄璐琦院长为屠呦呦班 导师代表袁媛研究员发言 博士生代表石伯伦同学发言 小学期开班式济济一 重温医学生誓言

7月28日上午，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主办的“国医大师余瀛鳌先生学术经验研讨会”在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会议室举行。中国中医科学院纪委书记于林勇，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陶晓华，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儒医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会长卢祥之，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所所长肖永芝、原所长胡晓峰，余瀛鳌先生家属和传承弟子代表等40余人参加研讨会。研讨会由肖永芝主持。 余瀛鳌先生出生于1933年，江苏阜宁人，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中医临床文献学家，出身于中医世家，幼承庭训；本科毕业于上海同德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前身），后成为首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学员；又师承中医大家秦伯未先生。家学渊源，承继名师，融汇中西，自成一家。余瀛鳌先生从事中医临床和中医文献研究六十余年，既注重对中医理论和古籍文献的深入研究，又重视临床实践，是真正知行合一的中医大家。2022年7月，余瀛鳌先生被评为第四届“国医大师”。 于林勇首先对余瀛鳌先生荣获“国医大师”称号表示祝贺。他指出，余瀛鳌先生出身于中医世家，又师承秦伯未先生，勤勉好学，孜孜不倦，学贯中西，成就了高尚的学养和精湛的医术。于林勇强调，余老等前辈打造的学术高峰，值得年轻学者深入继承和发扬。医史文献所应该进一步深入学习、研讨余老的学术经验和思想，把这一宝贵的学术财富继承好发扬好。希望医史文献学人以余瀛鳌先生为楷模，立德为先，明确目标与使命，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静下心来好好做学问，加强内在修养，增强底蕴和实力，不断进德修业，为中医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彰显医史文献所的魅力和光彩。 余瀛鳌先生传承弟子代表陶晓华从“感谢”“感恩”“感想”三个方面发言。陶晓华首先对院领导、诸位同仁以及余老家人对申报“国医大师”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其次，对余老的言传身教表达了感恩之情，他说，余老仁心仁术，一生心无旁骛，专注于中医文献和临床；身为教师，对学生关爱有加，不厌其烦地为学生修改论文。余老宽以待人，不论是院内院外，有上门求教者，皆来者不拒，常常亲自执笔认真撰写信件和书稿，几十年如一日，其高尚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感染着后学。最后，陶校长建议加强对余老学术经验的整理，主要包括笔记、论文、手稿和讲座材料等，多举办余老学术思想研讨会，加强对医史文献人才的培养，使医史文献事业向前推进；希望借助现代技术、信息化手段，通过医史所网站等媒体，对余老的学术思想进行推广。 余瀛鳌同道友人代表卢祥之分享了与余老相识相知的经历。卢祥之称赞余瀛鳌先生“敏于行而讷于言”，平素看似木讷，不苟言笑，但内心非常丰富，若逢其志趣所在，往往又能款款而谈，意气风发，言中有物，底蕴深厚。卢祥之回忆起余老问诊病人的场面，赞其谨记“忠恕之道”，对病家恭敬善待、仔细周到，其谦谦君子之风、温润祥和之态、医者仁人之心，正是中医经世致用的表率。卢祥之当场吟诗一首：“世尊余夫子，熟典人所知。五代传家学，鬓白著不松。尊为儒者俦，术为富苍生。历世犁医坛，慷慨驾舟轻”，以此盛赞余老的大家风范。他还题字一幅“仁者寿山河”，通过余老家人相赠，表达了对余老荣获国医大师称号的祝贺。 胡晓峰发言谈到了跟随余老师学习的三点感受：其一，平易近人，余老作为中医大家从来都是和蔼可亲，对求教者有求必应；其二，淡泊名利，余老专注于学术和临床，常常婉拒各种媒体采访，无心顾及各种名利；其三，治学严谨，凡撰写的书稿皆亲自修改数遍，遣词造句均仔细斟酌，唯恐有所疏漏。余老师的学术和人格需要后辈认真地学习。胡晓峰建议成立余瀛鳌先生工作站，设专人整理所内所外现有相关资料，使余老的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可以代代传承。此外，胡所长还建议在所内设立专项，收集在世名老中医的资料，总结他们的临床经验，并将这些经验传承下去。 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万芳研究员回忆起二十年前拍摄《百年中医传承录》时，余瀛鳌先生大力支持并热心撰写推荐信，才使其与各位国医大师取得联系，从而确保了拍摄过程顺利完成，留下诸多名老中医的宝贵视频资料。万芳特别提起余瀛鳌先生与马继兴先生共事60余载，一起创建中医文献学科，二人之间情义深重。在马老病重弥留之际，余老不顾自身年老体衰，坚持去医院探望，二人互道珍重。马老去世之后，余老伤感和怅然，亲笔撰文寄托对马老的哀思与怀念。万老师的一番回忆，使在座各位不胜唏嘘。 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王凤兰研究员讲述了跟随余瀛鳌先生学习的经历，王老师在余瀛鳌先生身边跟诊时间最长，深受余老先生熏陶。她回忆道，余老师是平易近人的谦谦君子，他兢兢业业，辛勤耕耘，从不争抢取各种名利，但其学术人格却在业界尽人皆知，为众人称赞。 余瀛鳌先生弟子谢琪处长指出，余瀛鳌先生是一位真正“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其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使学生耳濡目染，身体力行。余老先生学术由博返约，作为弟子只能由其所呈现的学术成果而窥其堂奥。余老常谦称自己只是学术界的一名老兵，只是为中医界贡献了一小部分力量，其深厚谦和之学养让后学仰慕。 余瀛鳌先生弟子李鸿涛研究员指出，余老先生是一个严谨认真的学者，是学界之模范与榜样。80多岁高龄仍思维敏捷，临床圆机活法，同一治法因症状不同而用药细节有别，每一位病人都详细地问诊、号脉。虽然年事已高，眼底多次出血，仍用放大镜一字一句认真撰写病历。余老先生为抱朴谦和之长者，平等对待并尊重每一个人，曾在自己身体不适的情况下，仍然登门问候患者，其仁心令人动容。 余瀛鳌先生的弟子张卫研究员讲述了跟随余瀛鳌先生学习的经历，表达了对余老崇高学养的敬慕以及其精湛医术的赞叹，并恳切地建议医史文献所务必对余瀛鳌先生的学术成果及临床经验进行整理，加以继承。 此外，余瀛鳌先生之子余杨代表家属发言，对出席会议的来宾表示感谢。余老的各位弟子谈起了余老在中医古籍整理中的贡献、高尚的师德以及跟随余老学习过程中的点点滴滴，令人回味无穷。 余瀛鳌先生年近九十，六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在中医学这片土地上。在文献研究中，他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为中医古籍整理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临床工作中，他医者仁心，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使患者如沐春风、受益良多；在工作生活中，他平易近人，甘为人梯，提携后学，“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以高尚的人格魅力感召了一批又一批的医史文献学人。 本次研讨会，通过对余瀛鳌先生学术思想、临证经验、治学理念、学者风范、医德医风的研讨与回顾，鼓励研究人员和青年学子以国医大师余瀛鳌为榜样，将孙春兰副总理在第四届国医大师和第二届全国名中医表彰大会上的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医史文献研究的实际工作之中。 （中国医史文献所王娇宋歌）

7月29日，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2022年第五次集体学习会议，传达学习孙春兰副总理在第四届国医大师和第二届全国名中医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和《国家中医药局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医药人才工作的意见》。中药研究所党委书记张华敏主持会议并带领学习，所党委委员、领导班子成员和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学习。 会议指出，孙春兰副总理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中医药事业的高度重视，对中医药人才的关心关怀，肯定了中医药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并对下一步工作重点提出明确要求。 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孙春兰副总理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和作用，聚焦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加强学科建设，优化高层次人才引进、培养、考评机制，全面推进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十四五”规划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规划，要围绕我所“十四五”规划，加强优势特色学科建设，促进高素质中医药人才队伍培养，打造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体系，深化中医药国际合作，强化中医药发展支撑保障，为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决策部署，着力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培养新型中医药人才，强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建设，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人才培养模式，推进高素质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 会议要求，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孙春兰副总理的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深入学习领会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工作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配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做好国医大师和全国名中医的宣传报道工作，讲好中医药故事，弘扬中医药传统文化，凝聚正能量。要稳步推进我所各项重点工作，围绕重点领域科技攻关、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对外合作交流、大兴中药科技园区建设等方面，抓好工作落实，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中药研究所方婧）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第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首届国医大师，中国中医研究院原副院长，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名誉院长，研究员，主任医师唐由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2022年7月28日3时2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