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实验室，一台质谱仪正在高速运行，它犹如科学家的“慧眼”，将厚朴、大黄、甘草、黄芪等中药中的活性成分析出，剖开现象看到本质，解码复杂的中药世界。 由这些中药组成的复方——化湿败毒方，作为“三药三方”之一，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称为“大疫良方”。 针对这一中药复方的研究成果《源于化湿败毒方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抗病毒和抗炎活性成分研究》日前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发表，成为该刊刊出的首个中药复方治疗新冠研究成果。 中药复方的作用机理曾经被《自然》（Nature）杂志称为“笼罩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神秘面纱下”。该成果的发表，是揭开这层“神秘面纱”的重要突破，其研究方法得到世界认可。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高福坦言，中药复方作用机制复杂，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阐释中药疗效，是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重要课题。 解码微观世界：探寻中药复方的奥秘 一般而言，一味中药组成的方剂被称为单方，多味中药组成的方剂被称为中药复方。长期以来，中药复方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如何用科学方法说明白、讲清楚中药复方的疗效，是中医药界研究的难点。 “研究是从宏观药效到微观机理逐步深入的。”研究团队成员、文章第一作者、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许海玉概括了这项研究的“基本路线”。 早在2014年，由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杨洪军和许海玉提出的整合药理学的概念，促进了系统生物学、大数据等前沿技术与中药方剂药效机制研究深入融合，为探寻中药复方的奥秘提供了新策略。 借助现代科学探寻中药复方的奥秘，一直是中医药人不断寻求突破的重要方向。 更重要的是，在临床实践中，化湿败毒方的疗效经受了检验。 此前，作为首批国家援鄂抗疫中医医疗队研制的抗疫方剂，化湿败毒方已经分别在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方舱医院和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开展了大样本临床随机对照试验等多项临床试验研究。 临床结果显示，该中药复方能显著降低疾病转重率，显著缩短核酸转阴时间，改善发热、咳嗽、乏力、胸闷等症状，临床疗效确切且安全性良好。 确切的临床疗效给了科研人员信心，他们迫切地想弄明白：为什么化湿败毒方能有这样的疗效？随后，针对这一中药复方活性成分及作用靶点等微观机理的研究被提上日程。 2021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当面听取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汇报时指出，要科学总结和评估中西药在治疗新冠肺炎方面的效果，用科学的方法说明中药在治疗新冠肺炎中的疗效。随后，中国中医科学院立即组建了抗疫基础研究攻关组。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联合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清华大学自动化系，设立抗击疫情专项，给予固定经费支持，开展长期合作和协同攻关。 人员组建起来后，研究工具也必不可少。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研究员康利平介绍了药物分析的重要工具——超高液相串联四极杆飞行时间质谱仪。这是一款高灵敏度、高通量的现代分析仪器。 “它可以通过提供质谱和色谱信息，帮助我们全面获取化湿败毒方成分组成和化合物的结构。”康利平说，另外，在中医药百科全书数据库（中国中医科学院上线的一个中药资源数据库）的基础上，团队进一步建立了化湿败毒方的成分信息虚拟数据库，研究人员可以通过软件对质谱信息数据与成分信息虚拟数据库进行匹配，并对结果进行一一人工校对，从而完成了化湿败毒方的成分以及体内潜在药效成分的鉴定。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人员施一介绍了病毒研究领域的重要工具——可复制型新冠假病毒细胞感染模型以及新冠病毒主蛋白酶和RNA聚合酶体外活性检测技术。他说，依靠这个模型和检测技术，可以确定有效的中药活性成分以及抗病毒靶点，从而帮助分析中药复方的作用路径。 研究初期，团队也面临着不少问题。施一表示，当时，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P3实验室）资源相对短缺，这给科研工作开展带来了很大限制。 “为此，我们分别利用可复制型新冠假病毒感染细胞系和布尼亚病毒感染巨噬细胞这两种在生物安全水平二级实验室中可以操作的安全便捷的方法，对30个原型成分进行了抗病毒和抗炎活性成分的初筛研究。之后，在P3实验室中，对初筛获得的有效化合物完成新冠病毒感染以及所致炎症反应的效果验证。这样就解决了P3实验室资源不足的问题，完善可行的研究方案为研究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施一说。 形成研究范式：说明白、讲清楚中药复方的作用机理 新冠病毒进入人体后，会在人体的不同部位产生炎症，譬如人们常说的“水泥封鼻”“刀片嗓”等。化湿败毒方中，活性成分是什么？是什么成分在抗病毒方面起作用？又是什么成分在抗炎方面起作用？这正是贯穿此项研究的主线。 许海玉介绍，中药复方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辨证审因确定治法后，配伍组合成的一组药物。中药复方的特点是多成分、多靶点、多效应。“因此，要说明白、讲清楚中药复方的作用机理，首先要明确中药复方中的活性成分。”许海玉说。 2021年，许海玉等在《药学学报》英文刊发表了中药整合药理学的综述论文，正式提出了“三三五”研究范式（三类活性成分、三条作用途径、五个研究步骤），这一研究范式也被应用在此次研究中。三类活性成分是指复方中的可吸收原型成分、代谢产物和未吸收成分；这三类活性成分在人体内又有三条作用途径，一是直接进入体内，与病毒靶点结合的直接作用；二是通过肠道菌群的间接作用；三是通过药物代谢酶/转运体的辅助作用。 研究分为五个步骤：第一步是化学成分分析，也就是确定方药的成分，这说明白、讲清楚了化湿败毒方本身的物质基础；第二步是复方在体内的起效过程，也就是哪些物质被吸收在人体内，又转化为怎样的代谢产物；第三步是分析化湿败毒方的作用途径，要说明白、讲清楚哪些成分发挥了抗病毒、抗炎的作用；第四步是说明白、讲清楚活性成分作用的靶点、结合位点及结合模式；第五步是深入实验验证。 “‘三三五’研究范式从整体性、动态性、关联性系统认识中药方剂的药效物质及分子机制，为日后中药复方研究提供了参考范式。”许海玉说。 康利平说，团队在化湿败毒方中鉴定了343个化学成分，在化湿败毒方的入血成分中鉴定了60个原型成分和66个代谢产物。 最终，团队明确了化湿败毒方“7种成分、5个靶点、2条途径”的作用机制。许海玉介绍，这7种成分分别为厚朴酚、西北甘草异黄酮、甘草异黄酮A、大黄素、刺甘草查尔酮、槲皮素、甘草查尔酮B，这些成分分别来自于黄芪、麻黄、葶苈子、大黄、厚朴、甘草等药材。 这7种成分作用于5个靶点，同时发挥抗新冠病毒及其所致炎症的双重作用。其中，6种成分发挥抗病毒作用，主要作用在病毒复制蛋白靶点SARS-CoV-2Mpro、RdRp；5种抗炎成分的作用靶点为PDE4及炎性细胞死亡通路，其中4种成分具有抗新冠病毒和抗炎的双重作用。 许海玉表示，与西药相比，中药复方“多成分、多靶点、多途径”整体调节作用特点，使其在治疗中可以“团队协同作战”，就像一个“军团”，发挥多种作用，全面改善患者症状。 此次研究围绕抗病毒、抗炎两个关键药效途径，利用现代分析技术基本讲清楚了化湿败毒方的物质基础及体内潜在药效物质基础，利用大数据和生物网络明确了直接抗病毒和抗炎作用是该方剂的主要效应路径，通过高通量药物筛选技术明确了抗病毒和抗炎的活性物质，通过靶点发现及结构生物学明确了活性成分作用的靶点、结合位点及结合模式，为说明白、讲清楚中药复方作用机理提供研究范式。 “这项研究蕴藏着很多零到一的科学突破。现代科学给我们提供了新思路，当代技术给我们提供了先进工具，我们以中药‘方’‘汤’为研究对象，解析有效成分，用科学阐述中药作用机理，以临床疗效为目标，因此不断有新突破。”高福说。 突破学科边界：为开展中医药复方研究提供新思路 从中医药学、化学、微生物学、结构生物学再到计算科学，这个研究团队的学科背景可谓“海纳百川”。 由于团队内有很多不同学科背景知识下成长起来的研究人员，思维模式冲突的产生很难避免。 比如，中药复方的作用机制与现代药物的作用机制不完全一样，因此面临的研究问题也更加复杂。但他们的困惑逐渐在团队协作、学科融合交叉的过程中得到了答案。 “以化湿败毒方举例，相对于成分单一的化学药，化湿败毒方针对同一个病毒靶点有不同的活性成分在起作用，这是‘叠加’作用；而一个活性成分也可能作用于不同的靶点，比如既能抗病毒也能抗炎，这是‘多面手’的作用。这与西药线性的模式是不太相同的。”许海玉说。 那么，学科交叉如何少走弯路呢？ 杨洪军认为，在多学科交叉合作中，中医药人要以开放的态度，将现代科学研究成果积极纳入自己的“认识论”里。利用现代科学开展中药复方作用研究时，就会突破我们原有的科学认识和学科边界，例如甘草中的多个成分既能抗病毒，又能抗炎，我们如何重新认识甘草的原有功效？如何积极吸纳现代科研成果为中医药所用？这都需要中医药人主动思考探索。 中医药发展面临的关键科学问题是什么？ 杨洪军说：“我们的研究思路一直很明确，跨学科是一种方法，现代科学技术是一种工具，我们要用这种形式推动中医药本身发展，为服务人民生命健康作出更大贡献，这是我们研究的核心。” 他认为，在中医药的发展过程中，当原有的很多思路不能有效地解决新的问题，就要求中医药科研人员大胆创新，为中医药复方的研究提供新思路、新范式。 “当然，一篇文章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中医药的复杂作用机制解析是长期的。”杨洪军表示，未来，加强学科之间的整合研究，聚焦中医药发展面临的关键科学问题，以代表性中药复方为案例，从整体与局部、宏观与微观、体内与体外、药代与药效等多维度，将优化多学科交叉的中药复方药理整合研究新范式作为主要攻关方向。 高福表示，这项研究的突破，完全是学科交叉、思想碰撞出火花的结果。当前，科学研究已经进入到大合作、大团队模式，研究范式必须革新，今后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介入，必将进一步推动学科交叉融合，给我们的大脑装上新的“回路”，一些预想不到的惊喜会层出不穷。 加速走向世界：用科学语言让世界看到中医药疗效 《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于1914年创立，是与《自然》（Nature）、《科学》（Science）、《细胞》（Cell）齐名的世界上被引用最多的综合性、跨学科出版物之一。 早在2008年，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团队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表论文，用分子生物学阐释了中药复方黄黛片治疗白血病的多成分多靶点作用机理以及中药方剂“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该项研究将中药复方的作用机理带到了国际舞台。 近年来，现代医学也逐渐认识到联合治疗方法的益处，比如现代医学提出的“鸡尾酒疗法”。而中医通过近10万种复方倡导联合疗法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这让国际社会对揭开中药复方的神秘“面纱”更加迫切。此次研究成果的发表，为中药复方研究加入了新的注解。 “在这样的国际顶级期刊上首次发表中药复方治疗新冠研究成果，加速了中医药走向世界的步伐。”许海玉说。 新冠疫情以来，很多人的朋友圈都被西方国家的“神药”——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组合包装（Paxlovid）刷屏。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齐建勋介绍，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新冠药物的研发主要围绕抗病毒、抗炎两条途径开展。Paxlovid由奈玛特韦和利托那韦2种成分组成，它是由奈玛特韦直接作用于一个病毒靶点以达到治疗效果。 新冠病毒具有高突变率的特点，因此作用于多个靶点的多成分组合药物治疗是抗新冠病毒药物研发的关注方向。化湿败毒方的研究结果，讲清楚了其不同于现代药物的单一作用机制，为抗新冠病毒多成分组合药物提供了前期基础。 齐建勋表示，以“三药三方”为代表的中药复方药物在新冠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医药深度参与疫情防控的全过程，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方案。要让世界认识中医药疗效，就要用科学的语言、循证医学的证据说明白中医药的特色优势，从而加速中医药走向国际，这也正是该项研究的目的之一。 “我们相信，中医药与现代科学的沟通绝不会止步于此，笼罩在中医药上的神秘面纱将逐渐被科研人员揭开，向世界展示中国传统医学宝库的博大精深，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高福说。 【记者手记】 化湿败毒方研究为说明白中医药疗效破题 中医药疗效显著，却很难为国际医学界认可。因此，要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就必须在国际医学权威平台上把中医药疗效说明白、讲清楚。 作为抗击新冠的重要方剂之一，化湿败毒方研究所贯彻的思路、形成的范式、得到的结论能够为说明白、讲清楚中医药疗效打开新的思路，成为世界医学界进一步认识中药复方疗效的钥匙。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是说明白、讲清楚中医药疗效的“助推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从质谱仪到可复制型新冠假病毒细胞感染模型等，现代科学技术让阐述中医药作用原理成为可能。研究中，科研人员坚持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建立“三三五”研究范式，为优化方药配伍提供依据，为日后的中药复方研究提供了参考。 多学科团队攻关是说明白、讲清楚中医药疗效的“金手指”。生物医学、复杂性科学、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现代科学技术，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研究支持。只有持续推进、优化多学科团队攻关机制，在不断合作、交叉、融合的过程中擦出思想的火花，才能突破中医药原有的研究边界，形成新的研究思路。 当然，这一切的根基是需要遵循中医药自身的发展规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固然需要使用现代科学技术，但如果离开中医药的主体地位，丢掉中医药原创思维，哪怕融合再多的高科技，也是徒具其表。我们既要遵循自身发展规律，更要借助现代科技手段，为说明白、讲清楚中医药疗效提供更多的高质量成果。

“中医眼科特色优势体现，中医药治疗能弥补某些疾病西医治疗的不足。”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副院长谢立科在近日举行的2023视觉健康创新发展国际论坛上指出，中医眼科是中医学的一个分支，在宋代就已经独立成科，经过历史实践证明中医是一种治疗眼部疾病非常有效的手段。 视觉健康创新发展国际论坛已运行十年，是目前国内参会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的眼科和视光学术会议之一。 “中医眼科治疗能预防眼部疾病发生和发展，在眼部疾病康复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在疑难疾病和很多眼部手术围手术期，与西医疗法一起发挥协同和辅助作用。”谢立科指出，中医眼科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五轮学说，注重整体与脏腑关系，局部与全身关系，眼病辨治多从全身整体出发，审证求因，审因辨治。对某些原因不明、诊断不明确的眼病，在西医缺乏特殊治疗时，中医眼科也可以根据辨证论治原则进行治疗，可以同病异治，也可异病同治。 据他介绍，中医眼科优势病种体现在中、重度干眼、麻痹性斜视、老年性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部急重症和退行性疾病。治疗手段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内治法，即通过服用药物退翳明目、清热解毒、活血化瘀、软坚散结等，疗效明显；二是外治法，比如运用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配制散剂、膏剂、滴眼剂、熏洗剂、热熨剂等进行外敷外用，疗效可靠；三是针药并用，在经络学说指导下，局部和远端取穴针刺，灸疗或对穴位药物注射等。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中西医并用是一个很好的医疗方向。他举例说，临床研究表明，中西医结合治疗视网膜静脉阻塞方面，在提高视力、改善黄斑水肿、减少注药次数优于单纯使用西药抗VEGF药物（抗新生血管生长因子）；祛积通络方（由血府逐瘀汤合二陈汤加减而成）对于黄斑水肿的患者视功能改善、促进黄斑水肿消退疗效确切等。 谢立科介绍，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现努力成为一所中国第一的以中医、中西医结合眼科为主体，相关学科共同发展的三级甲等专科医院，持续深化中医、中西医结合眼科能力提升，以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助力健康中国建设。（记者 曾亮亮 北京报道）

首都北三环和平东桥边上，一条名为樱花东街的静谧街道深处，坐落着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和平里园区）。在这里，活跃着一群年轻的科研人员，他们就是“中药抗新冠药物筛选及评价研究团队”。近日，因在过去3年抗疫过程中辛勤工作并作出重要贡献，该团队获得“全国巾帼建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故事要从2020年初樱花绽放前的那段日子讲起。2020年1月，新冠疫情警报在武汉拉响，一场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突如其来。对此，作为中医药科研国家队的中国中医科学院迅速行动、主动出击：一方面，从下属医疗机构抽调精兵强将赴武汉支援患者救治；另一方面，科研团队同步展开抗疫相关的科学研究工作。 “当时是除夕，已经放假了，我们一接到通知都第一时间返岗。”该团队领衔专家之一、中药研究所中药药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郭姗姗说，院里的部署会开得很紧急，次日临床专家们就赶赴武汉，“我们团队留下来做基础科研和药物筛选”。 所谓“我们团队”，是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中药药理重点学科、三级实验室、ABSL-2生物安全实验室和CNAS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的人员组成的9人科研团队，其中8名为女性，7人有高级职称。“药物筛选及评价研究团队于20世纪70年代组建，经过三代学术传承，由学术带头人崔晓兰首席研究员带领，在国内历次重大疫情期间均承担了重大任务，尤其在青蒿素筛选及评价研究、防治SARS、H1N1流感、人感染禽流感中药筛选中发挥了科研主力军作用，有人才、有经验、有干劲。”郭姗姗说，“果然，第二天上班一看，全员就位。” 特殊时期，看着朝夕相处的面庞，大家都有些莫名的感动。“我家孩子刚上小学一年级，其他同事有的刚当上妈妈，郭主任的孩子才两岁……”孙静副研究员记得，不少人家里有困难，但谁也不说，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而繁重的工作中。 那真是一段前所未有的昼夜攻关和反复试验的日子。药物筛选及评价研究团队紧急构建4种人冠状病毒体外感染模型和3种人冠状病毒感染动物模型，成为国内第一家为临床用中药提供动物实验数据支持的药效评价平台。其中，2种动物模型通过中国实验动物学会鉴定，被国家动物模型资源共享信息平台收录，为所有相关中医药后续科研提供了参照。在此基础上，团队紧急对国家相关诊疗方案中的推荐方药、武汉疫区指定用药、多个省级新冠诊疗方案推荐的方药进行评价。说起来是一串项目和数字，但实际是支撑中医药参与抗疫的重量级证据：用最先进的国际通用方式和科学客观的数据，向临床、公众和全世界说明中医药的诊疗方案有没有用、有哪些用、如何起作用。 为此，他们每天平均工作十几个小时；实验室工作要穿戴全套防护装备，平日里待够3个小时就得出核心间休息，但那时一待就是大半天，到下午三四点吃午饭时才出来，甚至不到身体实在吃不消就一直干。“就像个流水线，你是其中一环，不能掉链子。”赵荣华副研究员说，实在累了，就等到出核心间后在小院里跑两圈，或者做做中医养生八段锦。“平时我们评价一个药一般要3个月左右，那段时间我们评价了国内10余个省级新冠诊疗方案推荐的42种方药。”如今回头看，赵荣华觉得简直不可思议。 后来，武汉解封伴着樱花盛开一起到来。最艰难的时光过去了，但该团队的工作还在延续。3年间，为了给后续抗疫治疗提供更有效的武器，他们一直在进行抗新冠病毒的相关中药评价，其中既有基础试验，也不乏对临床数据的分析；承担完成了著名的“抗疫三方”（清肺排毒颗粒、化湿败毒颗粒和宣肺败毒颗粒）的组方优化、临床前药效评价工作，为新药申报提供了重要依据；累计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聚焦中药抗疫效果的文章75篇，文章被引用785次…… 3年在埋头苦干中匆匆而过，新一年的樱花又蓄势待开。在崔晓兰研究员提出的中药抗病毒特色学术思想的指导下，团队计划依托手头承担的几个国家重点项目，对中药有特色的抗病毒理论进行科学内涵的阐释；再构建一些冠状病毒的病证结合动物模型，做好抗病毒中药品种库储备，以备再有突发传染病来袭时，能够及时提供客观、有效的模型，更有的放矢地进行相关中药筛选甚至研发……

（作者系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此为作者在中国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大会·分论坛四上所作的报告摘要）中药的产业链很长，其中涉及中药农业、中医药健康产品生产和中医药流通及服务业等多个环节，处在产业链关键位置的就是中成药。中成药也是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 近年来，中药新药获批上市的数量较前几年有所增加，但是我们不仅要要求数量增加，还要注重产品的更迭，换言之，临床价值高和具有突破性意义的药物是行业重点关注的对象。 我们发现很多产品上市之后在临床评估和基础研究方面的内容相对较少，存在市场价值与临床价值、科学价值的错位，有了这种错位，抗风险能力就会变低。因此如何让现有产品发挥其特有优势，也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在《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中，中药注册按照中药创新药、中药改良型新药、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同名同方药等进行分类。其中，前三类均属于中药新药。针对1类中药创新药，要坚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鼓励中药创新研制；针对2类改良型新药，要完善全生命周期管理，鼓励中药二次开发；针对3类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要加强古典医籍精华的梳理和挖掘，促进中药传承发展。 中成药大品种培育需要更多关注。未来可以将中药改良型新药与中成药大品种培育一体化发展纳入考量范围，要围绕临床价值高、科学价值高、市场价值高，且能代表中医原创理论、中医诊疗优势、疫病防治模式和纳入主流医学指南的中药品种开展研发工作，同时注重药物政策、技术提升和市场营销三个环节的有机关联，将产品的优势和特点更好地表现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临床定位是彰显临床价值的关键。对于已上市的中药，重新进行临床定位是彰显临床价值有效的路径，要做好产品复杂作用的解析，通过以临床应用为导向的机制研究，夯实产品的科学基础，进而促进临床合理用药，丰富临床循证证据。 针对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的研发，要以“精品传承经典，价值驱动市场”为原则，以已上市经典名方中成药、源于经典名方的化裁方等为切入点，从经典名方简化注册、二次开发和新药开发等路径出发，以中药复杂作用解析技术为关键，一方面解析作用机制，支撑临床定位，另一方面，辨识药效成分，支撑工艺与质控，更好满足临床的需求。 要进一步把“医—研—企”三者的优势和特点发挥出来。医疗机构要在新药研发和临床评价中发挥关键作用，科研院所要挖掘产品的临床科学价值，企业要发挥好主体作用，这三方面要有机结合，优势互补，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影响中医药发展的内在因素及现状包括中医药创新理论共识度有待提高、中医药防治疾病效果有待提升、中医药传承文化氛围有待加强。 •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一要凝聚共识，创新发展就是最好的传承；二要科学评价，提升中医药临床治疗效果；三要营造氛围，推进中医药文化与科学人文融合。 中医药作为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是中国特色卫生健康事业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在2019年、2020年、2022年先后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中医药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同时也面临巨大挑战。既往的研究多侧重于分析制约中医药发展的外部因素，较少论及自身因素。因此，本文侧重于探讨内在因素及其发展对策。 影响中医药发展的内在因素及现状 基于医学科学的要素、目的与逻辑，结合中医药学的自身特色与优势，对制约中医药发展的内在主要因素，集众说初步归纳如下。 中医药创新理论共识度有待提高 中医药博大精深，经典名著浩如烟海。传统中医药理论的描述大多比较宏观、宽泛，不够精准、具体，甚至一些新理论缺乏共识。标准化是中医药推广的前提和基础，共识是实现标准化的第一步，是中医药理论传承创新的阶梯，也是学科本质属性的要求。 术语内涵宽泛，历代解读各异中医药术语存在标准不统一、术语歧义等问题。术语的单义性是术语规范化的重要原则，而术语的多义性是产生歧义的根源。语言的模糊性、语言的表达形式和语言内含的隐喻思维是中医药术语歧义问题的关键。中医药术语多义的内涵和不同时代、不同专家的不同释义，这对中医药学术交流和传播都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例如，古今医家对中医药经典的解读各抒己见。中医药经典是中医药理论之渊薮，是经过数千年临床实践检验的经验结晶。经典“其文简，其意博，其理奥，其趣深”，年湮代远，难免导致理解的歧义。各医家对中医药古籍不断解读与校注，其结果导致不同医家对相同经典的阐释见仁见智，尽管逻辑自洽，或为一家之言，或为众说汇集，但终未达成“共识”，令后学莫衷一是。 学术流派众多，地域特色明显中医药学术流派众多。不同地域因其地理与人文环境不同，学术观点也有所差异；不同地域特色的学术流派，如川派、海派、岭南医派等呈现出鲜明的“三因制宜”，即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特征。一方面，不同地域学术流派之间的争鸣、渗透、融合，促进了中医药学术的发展，使中医药理论体系得以不断完善，临床疗效不断提高，但另一方面也难免会影响一些观点达成“共识”，这些都会影响中医药基础教材的编撰与知识的传播等。如滋阴学派的朱丹溪与温补学派的张景岳，同为浙江人而地域有别，提出“阳常有余”与“阳非有余”两种不同截然不同的观点。尽管地域性中医学术流派的研究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但存在过分强调个性而忽略流派之间的共性，流派成果分散保存，未能实现资源共享和协作，各个地域性中医学术流派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等问题。 创新理论共识度不高，难以汇入“公共知识库”任何一个优秀学科，必然拥有一个能够不断自我更新完善的公共知识库，例如现代医学，它的个人研究成果迅速融入公共知识库，公共占有率快速提升，使得学科得以快速发展。而“中医公共知识库”历经数千年衍变，受到时代文化背景的影响以及师徒授受等传承方式的局限，并未见增加，反而越来越萎缩。如命门学说历来争论不休，孙一奎、赵献可、张景岳被称为“命门三大家”，其核心观点分别为“命门动气说”“君主命门说”“水火命门说”，都是自成一体。目前，关于命门的部位、形态、功能等仍未达成共识。再如，当前大部分中医学者原则上会参照某一诊断标准，再加以变通，或糅合多种诊断标准，并有所取舍，或全然不执行各种辨证标准，另起炉灶，推出众多新证，这就造成中医药学界对某一疾病认识多元、治法多样且相互存在的局面。 中医药防治疾病效果有待提升 中医药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积累了丰富的疾病防治经验。中医药防治疾病的治疗效果，大多停留在“有效”层面，不能准确评价哪个更“优效”。疗效是中医药理论实践价值的集中反映，是中医药传承和发展的动力，也是中医药的立足之本。有学者调查表明，中医药疗效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然而当今中医药的临床疗效不仅未能提高，甚至处于下滑状态。中医药治疗重视患者的整体状态，追求“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相对于现代医学的精准靶向治疗，体现中医药疗效的“精准度”有待提高。 诊断依据宏观，治疗路径多元中医药临床最基本的诊疗特色就是“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尽管强调病证结合、辨证论治，但目前中医药疾病、证候诊断的依据均不够清晰和具有特异性，导致不同的中医药专家对疾病的诊断，各家抓取和关注的指标就略显不同，尤其是客观性指标缺乏，就容易对同一个患者因医家不同而出现“不同诊断”。另外，部分建立了诊断标准的证候应用也并不广泛，大多数中医药工作者仍维持着自身认知基础之上的辨证方式，导致诊断因医生的知识结构和认知角度而变化，疾病治疗的方法也复杂多样。何况古今病证内涵的不同，加上各医家所遵循的经典、教科书、流派又各自不同，临床上往往会将西医的“胃炎”按中医的胃脘痛、痞满、纳呆、呕吐等论治，又会分为不同的证型而使用不同的代表方药。辨证论治虽是中医的优势，但过度强调“同病异治”和“个体化治疗”，也会导致治疗规范难以相互认同，从而导致中医药临床疗效大多停留在“有效”层面，很难出现公认的“高效”“特效”情景。 治疗效果评价，客观指标较少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多注重患者自觉症状的改善，缺乏客观指标证据。如中医方药因成分复杂，作用靶点繁多，治疗机制难以用现代科学阐明；针灸、推拿、艾灸等中医药适宜技术具有多靶点、多途径、多层次调节的特点，作用路径与机制仍需研究；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医家往往以患者的临床症状、舌象和脉象等一系列软指标为依据，结合医生个人经验来对疾病的向愈与否作出判断。这种评价虽然在临床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随着现代医学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过于主观化的中医药疗效评价方式，在医学界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地位。 中医药传承文化氛围有待加强 中医药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中医药的重要载体，二者相互依存。中医药特色理论和文化内涵的系统化挖掘和高质量传播不断深入，才能彰显中医药文化的影响力。在中医药学体系中，中医药文化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它是中医药理论的支撑载体和传承根柢。《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年）》明确提出“中医药文化供给和群众性活动更加多样，中医药文化更广泛融入群众生产生活”的目标，要求“讲好中医药故事”。对中医药文化底蕴挖掘、整理还不够，质量良莠不齐，传播形式单一，导致了中医药文化价值的社会认同、传承、传播未取得更好的效果。 文化知识博大，科学诠释不够文化主要是一个民族的文字、语言、风俗和教化。中医药文化在民间传承的历史源远流长，也在民间百姓不断应用中得到了长足发展。“常敲足三里，胜吃老母鸡”“春捂秋冻，无病无痛”“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等流传已久的民间俗语，成了人们日常养生保健的准则和依据，体现了中医药文化已经与民众的生活紧密相融。中医药传统生活常识多为经验积累，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需要进一步的客观验证，经过现代科学研究证实，取得广泛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信任。并且这些中医药传统的生活经验多有着明显的地域性、民族性和人文特点。南方和北方的气候有明显差异，东南和西北的饮食习惯也有显著不同，各民族的人文风俗也不尽相同，这些都标志着文化的多样性。从医学科学角度对一些养生理念加以解读，明确其适用范围，对提高中医药的口碑和信誉度都有促进作用。 人文精神浓厚，现代表述不精人文精神是医学的价值核心，提倡以人为本，尊重人性、敬佑生命。作为一名中医，不仅要掌握中医药理论知识，做到科学诊断、规范治疗、合理用药，还要掌握自然规律，细查疾病的发生、发展与人、自然、社会的关系，了解患者的思想、情感、意志和生活习惯，做到“三因制宜”，体现大医精诚的人文精神。但这样具有浓厚人文精神的中医药知识，倘能用现代科学语言“说清楚、讲明白”，且与现代科学技术实现有机融合，则厥功甚伟。另外，由于中医药理论主要来源于古代经典文献，文义复杂，内容艰涩，并且很多中医药核心理论的概念属于“象思维”范畴，导致一些学者对气、阴阳、五行等概念，秉持着怀疑、甚至排斥的态度。因此，面对接受现代教育的当代民众，需要用现代科学语言解读中医药，才能正确地把中医药知识讲清楚、讲精准，让中医药经典不再晦涩难懂，使中医药的人文精神得到弘扬，并提高社会大众对中医药知识的认可度。 中医药知识普及，系统建设不强当前，我国中医药知识科普多针对中老年和患者人群，仍然存在传播内容复杂、传播形式传统、传播途径单一、传播范围局限等问题，没有真正从文化知识的角度，贯穿于生命全过程宣教。应重视对中小学生的科普，以便他们将中医药知识内植于心，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并对其产生认同与敬畏。传统中医药知识内容深奥，科普宣传主要由中医药工作者推进，往往难以使内容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和因材施教，常常是被动性科普，并没有真正基于患者的需求出发，有些内容枯燥乏味，难以引起大众的兴趣。目前，经常会出现同样的中医药知识，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解读，给民众带来困惑；医疗机构的科普工作，主要是通过医院的宣传栏和宣传小册等形式向患者进行，内容多以文本呈现，传播形式简单，在音频和视频等新媒体运用方面仍有欠缺；传播渠道仍局限在本土社交媒体，对外传播宣传推广力度弱，在国际主流媒体平台的传播也非常有限。 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对策与措施 近年来，中医药事业取得显著成效。中医药政策不断出台，为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基于制约中医药发展的主要内在因素，提出3条发展对策：一要凝聚共识，创新发展就是最好的传承；二要科学评价，提升中医药临床治疗效果；三要营造氛围，推进中医药文化与科学人文融合。 遵循规律，凝聚共识，在守正基础上创新发展 中医药发展有赖于学术传承，而最好的传承就是创新发展，守正创新是传承精华的活水源泉。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 强化中医药理论研究，提高中医药学术“共识”水平中医药理论是中医药学数千年临床实践经验和学术思想的结晶，是中医药生存与发展的基石和前提，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前瞻性的战略地位。在大数据、大科学、大健康的新时代，中医药理论有其固有的原创优势，要给予优先关注和重点支持，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中医药理论研究也要与时俱进，如果中医药理论的科学性没有现代表达，基于理论的教育、科研和创新应用就是空中楼阁，很难形成高水平“共识”。中医药学术高质量发展，提升教材质量，提高中医药学术“共识”水平，实为当务之急。首先，科学、统一的中医药名词术语标准是编写高质量中医药教材的基础，使中医药的传承创新发展得以顺利进行。因此，我们应加强中医药基础标准化建设以及应用，建设中医药名词术语库，规范中医基础、诊断、治疗、中药、针灸、临床等基本词条。术语的规范化、标准化必然对学科的发展、进步产生重大影响，对学科的交流、提高具有深刻意义。其次，中医药教材是全国顶级专家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学科最标准、最规范、最正统的科学范本。高等中医药院校所使用的中医药教材，应该在疗效评价的基础上，编入“优效”共识的内容，尽量各个出版社保持一致，投入使用后，应根据中医药形成的最新共识或标准及时修订，动态更新相关内容，有助于教材的持续改进，不断吸收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最后，对于一些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药特色的概念，可从多学科角度进行现代诠释，揭示其人文内涵与科学原理，丰富生命科学理论。例如，聚焦“气”“命门”等开展多学科研究，让中医药学与历史学、现象学、易学、理学、考据学等学科交叉融合，实现协同创新。 多学科多角度，推进中医药理论现代诠释当前，中医药亟须打破中医药话语体系与现代科学语言之间的壁垒，打造融通中医药与现代科技的新话语体系，既能说清楚中医药内涵，又能让现代人听得懂、能接受。对生活在自然科学条件下的人们而言，用现代科学语言来诠释中医药学理论，不是把中医药理论西化、简单化，而是便于人们更好地去理解和接受。 中医药学应充分汲取现代多学科的营养，通过文化、历史、地理、社会、经济、哲学、信息、物理等多学科视角，对中医药的理论、方法、成果和文化核心价值进行多维度、深入、系统地阐述，拓宽我们的视野，延伸我们的视域，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解读，使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中医药理论体系和诊疗理念；同时，能够进一步促进其他学科在中医药中的应用，为中医药学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凝练出中医药学理论的特点与特色。 突出特色，科学评价，在疗效基础上总结优势 临床疗效是中医药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随着中医药学不断发展，国际社会对中医药学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学术界对中医药临床疗效进行客观、科学、系统评价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 推进基于“优效”的辨证论治规范化研究中医药要从“有效”走向“优效”，应首先建构在规范化辨证的基础之上，否则其研究将宛如空中楼阁，没有根基，其结果难以得到认可，也难以达成共识。中医辨证规范化研究主要集中解决两大方面的问题，一是病证所属症状、体征的规范；二是疾病所属各证的规范。前者包括病证所属症状术语规范、症状间逻辑关系规范、症状体征分级规范、症状体征测量方法规范、症状体征诊断规范、体征（舌象和脉象）诊断客观化等研究。后者则需要参考西医具体疾病，开展所属各证基本构成规范、所属各证构成确定、各证临床诊断标准规范、各证基本演变趋势明确，以及西医疾病分期、分类、分型、病情、疾病发展阶段与所属中医各证的对应关系的确认等研究。中医药学界应该推进基于“优效”的辨证论治规范化研究，让疗效从粗略的“有效”走向精准的“优效”“高效”“特效”评价。 开展基于“病证结合”的疗效评价客观化研究中医强调辨证论治，具有调整、改善人体脏腑、气血功能活动和整体机能状态、提高人体对社会和自然环境适应能力的特点，在常规的西医“病”的疗效评定标准基础上，建立适用于中医药发展需求，包括中医证候、生存质量评价在内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疗效系统评价方法、指标体系和标准，提供中医药对重大疾病、疑难病和亚健康状态临床疗效的科学证据，有利于彰显中医药临床疗效的特色和优势。另外，还应建立一套具有科学性、权威性的中医药临床系统评价体系操作规范，并通过相应的计算机软件系统，规范其操作过程，以期为中医药临床疗效系统评价体系服务。中医药学界应该开展基于“病证结合”的疗效评价客观化研究，促进侧重于“证”的定性评价与聚焦于“病”的定量评价有机融合，让中医药“大数据”上升为“大证据”，支撑中医药学术发展。 增强文化自信，营造氛围，在科学的语境中研究医学 坚定中医药文化自信是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是推进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医药是医学科学，在提升中医药文化自信上要坚持中医药文化与科学相结合，坚持中医药文化与人文相结合。 走进科学，推动中医药文化与科学融合近年来，中医药在还原研究、现代表达、真实世界等研究上不断推进。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为中医药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我们应大力推动中医药文化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创新发展中医药。首先，推进中医药数据处理“信息化”，在数据中寻找“证据”。通过信息技术将个性化、碎片化的中医药典籍和临床经验转换为电子数据形式；利用文献数据挖掘药物配伍规律及核心药物、核心处方等，为临床医师提供诊疗策略；病案信息化，挖掘出深层次的诊疗规律，助力提升中医药临床诊疗水平。其次，加快辨证诊断“规范化”，满足“定性定量”要素。四诊信息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是影响精准辨证论治和确保临床疗效的关键因素。可使用图像分析、语音识别、传感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研发客观、量化的舌诊仪、脉诊仪、面诊仪、问诊仪等，通过精准、严格的临床数据掌控替代以往靠医生主观经验进行诊断，开拓诊断思维，丰富诊断方法。最后，推动临床应用“个体化”，逐步实现“智能化”。基于中医临床应用需求，充分借鉴和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和成果，研发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安全有效、便于临床推广应用的智能化中医治疗设备，如康复机器人、针疗仪、灸疗仪等，助力提高中医药服务水平。 走进人文，推进中医药文化与时代融合中医药不仅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也是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认知智慧和行为规范的结晶。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内容涵盖了理法方药、疾病的预防与治疗等多个方面，具有先进性与包容性，增强中医药文化自信势在必行。 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依托互联网平台，众多新型的具备现代传播特点的媒介日益兴起，导致中医药文化的传播方式发生了质的转变。中医药行业应充分利用这一历史机遇，借助现代数字多媒体手段，打破以往传统电视、广播、书籍、报纸等传播形式，通过微博、微信、抖音、快手、Facebook、Twitter等国内外现代互联网推广平台，形成集文字、音频、图片、视频、游戏、动画等多种动态传播形式为一体的中医药文化传播体系，生动直观地将中医药文化的思想精髓展现出来，容易被国内外民众所接受，加速中医药文化软实力化。另外，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要重视中医药文化传播人才队伍建设，提升综合素质，提高门槛，确保中医药文化得到高质量传播。 综上所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正在让古老的中医药焕发新生机；中医独特的健康观，也正在为人们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全链条的健康保障。我国中医药事业正在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医药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但是中医药发展之路，仍然任重而道远。中医药发展不仅受到“边缘化”“庸俗化”“商业化”等外在因素的影响，还存在“共识不高”“疗效不优”“传播不力”等诸多内在因素的制约。因此，在内外因素的双重夹击下，中医药必须主动破局，与时俱进。通过将中医药科学解读与立体传播结合、中医药疗效彰显与客观评价结合、中医药原创思维与现代科技融合，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充分发挥其防病治病的独特优势和作用，为建设健康中国贡献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健康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