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杨宇飞表示，支持高等院校建设一批与中医学科相关的、能交叉渗透的专业 中医药治疗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杨宇飞对大公文汇全媒体表示，在今年两会，她建议加强西医院校学生中医药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支持高等院校建设一批与中医学科相关的、能交叉渗透的专业。 杨宇飞称，中医药在其形成、发展之初就吸纳了天文学、农学、动植物学、地理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精华。当今，科学技术既高度分化又高度整合，汲取现代文明和多专业多学科的成果是中医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中医学理论的突破和升级换代，不仅需要大量医学实践提供支持，而且需要从当代科学前沿的最新发展中吸取丰富的营养。 “当今世界高、新技术层出不穷，如云计算、大数据一类高、新技术也应该尽快进入中医领域，热爱中医、愿意为中医药贡献力量又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无疑将成为中医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非中医类高、新技术专业人才的加入，有利于中医产业吸取新技术、新思维。”杨宇飞表示。 她建议，内地应该加强西医院校学生中医药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在临床医学专业本科阶段增加中医相关课程必修课，并鼓励支持西医院校临床医学专业学生考取中医类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继续深造。其次，支持高等院校建设一批与中医学科相关的、能交叉渗透的专业，如中医健康管理专业，这样有利于在保持中医传统和特色优势的同时，建立与多学科发展相适应的口径宽、基础厚、能力强、创新型的人才培养模式。 同时，吸引非医学类专业学生报考中医类专业研究生，如招收生物科学、生物工程、外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本科专业攻读中医硕士、博士，并允许其报考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多方位培养适应中医药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并可以试行八年制的中医博士培养制度，前四年学西医、后四年专攻中医，采取多种途径鼓励人才脱颖而出。 （来源：西苑医院）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世界感染人群已超过500万，死亡病例超过30万人。在中国抗击疫情的方案中，中西医结合治疗是方案亮点，也是抗疫致胜关键。中西医结合治疗有何优势，如何促进中西医结合更好地发展？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王阶接受新华网采访，围绕中西医结合发展主题，他提出了“加强学科建设、促进中西医结合提高临床疗效”的建议。 新华网：今年两会您带来了哪些提案？ 王阶：今年两会，我带来了加强学科建设、促进中西医结合提高临床疗效和利用中医药提升免疫力的提案。 新华网：中西医结合对提升临床疗效有哪些优势？ 王阶：中西医结合是我国独创的医学新兴学科，具备优势特点。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救治表明，中医药和西医药可以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维护和增进民众健康，这是中国特色医药卫生和健康事业的重要特征和优势。中西医结合的实践形式主要是使用“西医辨病”加“中医辨证”来诊断疾病。中西医结合医学实践成绩瞩目，全国几乎所有中医院的临床科室都在使用中西医结合的诊疗方式防治疾病，西医院的中医科或者其他临床科室也在使用中西医结合方式防治疾病。许多不同临床科室的多发病、常见病都在开展中西医结合诊疗，大部分都能取得比单纯中医或者单纯西医诊疗更好的疗效。 中西医结合学科能够充分调动中西医学两者优势，研究方法上做到中医整体的主观认知与西医局部的精确测量相结合，治疗理念上中医整体观与西医局部观相结合，诊断上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相结合，治疗上化学和生物药物、手术与天然药物、物理治疗相结合等。 新华网：当前，中西医学科发展存在哪些问题？ 王阶：还存在不少问题，一是中西医结合的优势学科体系仍不完善、临床优势评价体系不足。在临床中对于中西医结合学科优势的评定存在一定不足，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介入时机模糊：中医药在疾病哪个发展阶段介入最合适尚不明确；介入方式不明：针对患者具体病情，选择哪种介入方式最合适尚不明确；介入依据不足：中医药在其理论指导下进行介入，是否应参考西医理化指标及生理、病理、药理学规律尚有争议；介入疗程不清：中医药介入多长时间开始获得疗效，怎么使疗效最大化尚不明确；联合作用隐晦：中医药在治疗过程中的治疗地位尚不明确。理论运用混乱：诸多临床大夫存在混淆二者理论的情况，极大地降低了临床疗效。这些临床不足，大大限制了中西医结合学科的发展。 二是学科队伍的师资规模不足、结构欠合理优化。有相当一部分的学科授权点存在专任教师数量不足、教师年龄老化等现象，有些专任教师的素质还达不到中西医结合教师的要求。 三是培养的中西医结合人才偏少。中西医结合研究生招生规模、培养数量相对不足，中西医结合类医院、科室及人员不足。通过对我国中西医结合临床人才结构的调研结果显示，38．4％的患者会选择中西医结合医师，但医师种类分布情况显示中西医结合医师总体平均值是5．8％，平均每家医院不到6名，远远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 四是课程体系建设较薄弱、架构不完善。目前西医院校的中西医结合课程以西医为主，中医理论被边缘化；中医高校的中西医结合课程体系中中医经典、中医特色的弱化趋势也十分明显。 五是中西医结合教材良莠不齐、教材建设还不成体系。目前市场上虽然充斥了大量的中西医结合教材，都是局限在临床各科的层次，涉及基础研究、理论融合的极少。教材编写的体例也不统一，有的以西医病名病种为纲，有的以中医病名病种为纲，有的二者并列。 新华网：加强中西医结合学科发展方面，您提出了哪些建议？ 王阶：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建议： 一是以加强中西医结合学科建设提高临床疗效为一切工作的终极目标。中西医结合要提高疗效，需要我们深入发掘中医学宝库，不断整理、研究出更多更好地防治常见病、难治病和危重病的理、法、方、药及传统疗法，使之融入现代医学防治体系，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此外要应用现代科学的高新技术和方法，使中西医结合的基础、临床和应用研究不断深入，使中西医结合基础的相关标准更加规范，临床研究涉及的病种不断扩大、临床研究质量逐步提高、临床研究方法更具特色、中药复方研究不断深入等。通过提升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形成临床确实有效的中西医结合的优势学科。 二是继续完善中西医结合理论体系、凝练中西医结合优势学科方向，发掘传统理论、拓宽现代诊疗体系。目前心脑血管、呼吸、消化、内分泌、危急重症等疾病，及新兴临床学科，都有了一定的临床基础，可以凝练成为中西医结合的优势学科方向。 三是梳理中西医结合诊疗体系、立足国际医学前沿，提高中西医结合防治重大疾病能力。此次新冠肺炎的救治中，中西医结合的诊疗方案和治疗得到了充分发挥，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患者的平均体温恢复时间、症状消失时间、平均住院时间等方面，都优于单纯的西医治疗，对于危急重症患者，中西医结合具有减轻机体循环紊乱，保护脏器功能，有效改善症状，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的作用。 四是为了系统优化中西医结合学科体系，还需要扩大中西医结合师资队伍、优化师资结构，扩大中西医结合研究生招生规模、为学科发展储备高层次人才，加强课程体系建设、优化课程架构，加大教材建设力度、增加课程开发投入，此外，还要更好地完善中西医结合医师执业相关制度建设，增强中西医结合的整体服务能力，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高水平的中西医结合服务，这样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中西医结合的医疗卫生健康模式。 （新华网 北京 5月25日电 刘映）

中国中医科学院派出的援鄂医疗队载誉归来，每位医护人员都收到了一封感谢信。“春风拂面，今已山花烂漫时，我们的英雄，祝贺凯旋！欢迎回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唐旭东反复修改，字斟句酌，最终落笔结尾。“这些白衣战士不畏危险，迎难而上，感动了所有人，希望这种医者仁心大无畏的精神能传递下去。”唐旭东说。 今年1月25日，第一支国家中医医疗队奔赴武汉。身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副组长，唐旭东也做好了奔赴前线的准备，但他接到的任务是守好“大后方”。 人员选派、防护培训、院感实战、职工的健康检测……后方管理工作繁琐而紧张，起早贪黑是唐旭东的工作常态。“作为一名政协委员，首先要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结合工作实践和专长提出的建言往往更有可操作性。”唐旭东说。 2月26日，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举办“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机制”专题座谈会，唐旭东作为唯一一位中医药专家参加，提出建立重大疫情救治中西医协作机制的建议。今年全国两会，唐旭东又带来了建议加强中医药防治传染病体系临床基地建设的提案。 “中医药是疫情防控中国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很多传染病专科医院都缺乏中医师人员和中医药剂。”唐旭东建议，加强传染病专科医院的中医科和中西医结合科建设；出台相关政策确保人员编制及其培训；加大中药房建设；多开展中西医结合会诊和病例讨论，切实提高中西医结合防治传染病的能力。 提高乡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也是唐旭东关注的话题。2019年，唐旭东去安徽省调研，发现乡村卫生站的硬件条件尚可，但乡村医疗卫生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唐旭东由此建议相关部门探索更多层级的乡村全科医师、专科医师规培计划，同时加大力度培养中医专业、中西医结合专业的乡村医师。 “作为一名医卫界别的政协委员，为百姓的健康奔走呼吁、努力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是我的使命。”唐旭东说。 （来源：人民日报 2020年5月24日11版 记者：胡喆、王琳琳、侯文坤）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持续蔓延，在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医药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医药话题深受关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食疗营养部主任王宜接受新华网采访，围绕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主题，提出促进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惠及大众的提案，推动中医药走进更多人的生活，发挥好维护健康之效。 新华网：今年两会您关注哪方面话题，带来了哪些提案？ 王宜：我一直关注中医药的传承创新发展问题，今年我带来两个提案：一是“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惠及大众”的提案；二是“关于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村污水治理，保障农村饮用水安全”的提案。 新华网：促进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有何重要意义？ 王宜：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发挥中医药在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中的独特作用。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医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再一次证明传承数千年的“岐黄之术”泽被天下、护佑中华。中医药是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起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当代使命，就要让中医药非遗项目走进更多人的生活，发挥好维护健康之效，进一步满足当代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让中医药文化非遗项目“活起来”。 新华网：让中医药非遗项目走进更多人的生活，您提出了哪些建议？ 王宜：就加强中医药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宣传与开发工作，我提出了以下建议： 一是加大中医药项目在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中的比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已公布的4批10类别1372项国家级非遗项目中，传统医药有137项，占9．99％，与中医药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很不相称。中国传统医药的方剂、疗法不下十万余种，而国家级非遗项目却只有百余项。中医药的传承断层问题导致很多中医项目没有得到好的传承与发展。 二是加大中医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比例。国家文化主管部门先后命名了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3068人，其中传统医药类别132人，占4．3％。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传承，所以传承人的作用非常重要。由于很多中医诊疗技术需要长期学习并通过实践方能领悟，才能真正掌握，因此有兴趣并有使命感愿意传承的人逐渐减少。有些民间中医有独特的治疗方法，在实践中疗效已经得到证实，但尚未获得国家的认可，不利于技艺的传承。增加传承人数量，利于独特中医诊疗技术的传承。 三是增加单一型项目在国家级名录中的比例。在传统医药类非遗中，国家级名录多为复合型项目，省级、市级、县级名录则多为单一型项目，而省级、市级和县级名录升级为国家级名录较为困难。国家级传统医药非遗是按照包容性的标准进行申报和批准的，省级、市级、县级非遗项目多为呈碎片状的单一型项目，是国家级项目的分项或组成部分。单一型项目获得国家有关部门的认可，是对申请者世代传承心血的肯定，也让许多民间中医药人获得了身份归属感。资金、政策、学术等各方面的支持也是对培养传承人的鼓励。 四是增加“民间实用土方”“少数民族医药”国家级非遗项目。在广大农村、少数民族聚居区或欠发达地区，民间中医在守护当地人健康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一些散落在民间的中医绝技、中医药项目有独特疗效，但他们对非遗项目重视不够，也不清楚如何申报非遗项目，应该加大调研、宣传力度，充分发掘民间中医宝贵财富，防止失传，让传统医药成为国家医疗体系的强有力的补充。 五是进一步推动非遗项目产业化发展的扶持政策。大力促进中医药非遗项目向社会的普及。把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在新时代“增值”，惠及更多百姓，提升全民健康水平。在老少边穷地区，中医药治疗和保健方法成本更低，会大大减轻民众的医疗负担。如果中医药项目得到大力推广普及，会减少“因病返贫”的情况发生。 六是加强民间中医普查工作，抢救濒临失传的传统医药项目。有一些项目散在民间不被人知，有的处在濒临失传的状态。要继续做好传统医药类项目的普查工作，建立高效机制，做到发现项目快速上报并及时做好保护措施。 （来源：新华网 北京5月25日电 记者 刘映）

近年，国家健康扶贫政策实施效果显著，大大缓解了贫困人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风险。但健康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部分贫困地区医疗保障水平过高，小病大看；部分贫困地区医院过度治疗问题严重，小病大治；部分贫困地区重治轻防。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徐凤芹教授在近年一直参与医院的健康扶贫、定点帮扶工作，并关注到上述问题。在2020年全国两会提案中，她建议：健康扶贫要进一步发挥并细化医疗保险项目实施细则，明确和调整医疗保险责任范围；扩大精准扶贫医疗保险的资金池；同时要加强健康宣教，重视疾病的一级预防。 部分贫困地区医疗保障水平过高，贫困户小病大治，过多占用医疗资源，建议适当调整贫困人口目录外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和范围 徐凤芹教授介绍，在有些省份的贫困地区，贫困居民个人年度自付费用有封顶额，超出封顶额的费用全部由医保基金报销，这样的扶贫政策给当地贫困患者带来巨大获益的同时，也催生了个别贫困地区小病大治、过度医疗的现象。“举个例子，贫困户在县级医院住院，一年个人负担医疗费用总计1000元，核算下来，比住在家里支付水、电、取暖费用等生活费用还要省钱，导致个别贫困人口不遵医嘱出院的情况发生。有的省份的数据显示，1名贫困人口的基本医保费用相当于6名普通居民；大病医保基金费用相当于14名普通居民。 徐凤芹教授表示，过高的医疗保障水平诱使贫困户小病大看、延长不必要的住院时间，过多占用医疗资源，同时还增加当地政府财政负担，加剧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之间的矛盾。同时，部分贫困地区医院过度治疗问题严重，小病大治，利用国家和地方健康扶贫政策，增加医院收入，过多占用医保资源，导致部分贫困地区医保基金严重透支。 徐凤芹教授建议，部分贫困地区可根据既往医疗保险赔付数据和非贫困人口同一病种的均次费用，适当调整对于参保贫困人口目录外医疗费用报销的范围和比例，避免制定过高的报销比例，并对目录外医疗费用严格监管、进行总额控制，超出一定标准后则不予报销；可以按照医疗费用高低分段来确定报销比例，坚持医疗费用越高报销比例越高的原则。实践证明，一些地区在发现问题后，调整医保政策，让贫困人口适当地承担较低比例保费后，上述问题立刻改善。 同时，各省市县应明确和调整医疗保险责任范围，探索长效可持续的筹资机制。各省市县政府部门可根据本地区近3年来的历史数据和相关经验，精准测算筹资标准，结合贫困人口的医疗保险赔付数据以及考虑医疗费用增长，在全面精准测算基础上，“以支定收”拟定筹资标准，以达到“收支平衡，略有节余”。 扩大精准扶贫医疗保险的资金池，提高对贫困地区非贫困人口的医疗保障 在各县市，贫困户的界定有严格标准，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在收入上可能只是“一线之隔”，但医保报销比例和范围却差别很大，这也增加了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之间的矛盾。 徐凤芹教授建议，贫困地区精准扶贫医疗保险的保障对象从贫困户扩大到非贫困人口，为非贫困人口构建基本医疗保险、大病医疗保险和精准扶贫医疗保险三道保障线。提高贫困地区非贫困人口医疗保障的同时，扩大精准扶贫医疗保险的资金池，缩小和缓解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在医疗保障上的差距和矛盾。 部分贫困地区重治轻防，应充分发挥乡村医生作用，加强健康宣教 徐凤芹教授介绍，随着健康扶贫政策的深入落实，经济发达地区的三级医疗机构对贫困地区进行全方位支援帮扶，贫困地区基层医疗机构对常见病、慢性病诊断治疗水平大大提高，但对于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病的一级预防、生活方式调整、用药后的安全性监测等相关知识极其匮乏，“重治轻防”现象普遍存在。 徐凤芹教授建议在贫困地区充分发挥村医、乡医、县级医疗机构签约医师作用，加强签约贫困人口健康保健知识宣教。还可以通过组织医疗队，以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的方式为当地百姓开展健康宣教。同时在贫困地区启动疾病风险评估和一级预防，改善基层医疗机构重治轻防的状况。 关注乡村医生待遇问题 徐凤芹教授近年也一直关注乡村医生的生活保障问题。乡村医生守护着广大农村的卫生健康。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在外务工，老弱病残占多数，他们进城看病很不方便，平时主要依靠乡村医生解决健康问题。但在我国很多地方，乡村医生只是普通农民，平时需要下地干农活养活自己，靠公共卫生的一点钱贴补家用，没有社保，即使是一些有学历、有资质的乡村医生也没有社保，待遇很低。 据徐凤芹教授了解，海南省对乡村医生待遇做了一些改革，使乡村医生的收入与县医院的医生收入保持同一水平，而且对配偶和子女给予一些福利政策，但乡村医生本人必须要驻扎在乡村，做好本职工作。这些政策吸引了一批有学历、有能力的人愿意去到乡村，保障农民健康。但这只是个例，在全国大部分地区，乡村医生都还没有这些待遇和保障。 徐凤芹教授说，我国乡村教师的待遇问题已经解决了，关于乡村医生待遇的问题已经有民主党派提出来了，希望乡村医生的问题也能尽快得以解决。 （来源：西苑医院）

成立中国中医药循证医学中心、构建中医药流感防控体系、协调建立中药监管科学研究中心、率首支国家中医医疗队奔赴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挽救新冠肺炎患者生命……过去一年多，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的工作格外紧凑。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中医药在其中应扮演什么角色呢？如何构建中西医协同的卫生应急机制？中医药如何助力脱贫攻坚？黄璐琦就相关话题接受了人民网采访。 “构建中西医协同的卫生应急机制” 作为中央指导组专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防治新冠肺炎专家指导组组长，黄璐琦认为，中医药在防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主要发挥了五个方面作用：对患者开展分层干预；对轻型、普通型患者的中医药主导，对（危）重型患者中西医协同作用；康复中的整体调节作用；预防中的独特作用；满足民众对传统医药的需求，一定程度缓解疫情下民众心理的恐慌。 关于中医药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中应扮演的角色，黄璐琦认为，“与SARS时期比较，中医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大大增强了。”黄璐琦介绍新冠肺炎的防治实践再次表明，中医药在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建议构建平战结合、中西医协同的卫生应急机制，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建立中西医协作的重大传染病防治机制，构建符合中医药特点的、能够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优势的公共卫生体系，切实做到中西医并重，中西医协同。中医西医取长补短，强化西医疾病防控机构中的中医力量，吸收中医专家参与国家各级疾病防治决策和方案制定。” 除此之外，黄璐琦还建议，加强中西医结合防治传染病条件平台建设，如：建设中西医结合传染病医院和相应的实验室；加强中西医结合防治传染病人才队伍建设，发展中医传染病专科，培养中医急救人才等。 “推动符合中医药特点的医保支付方式落地” 符合中医药特点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和中药产品优质优价问题，是黄璐琦关注的另一个重点。 在黄璐琦看来，药品既有一般的商品属性，又具有药品的特殊属性。作为商品，应该优质优价，但中药市场作为非充分竞争的特殊市场，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较难自然形成。作为药品，《中国药典》只规定了中药的合格标准。一些商家追求利益最大化，只求合格，不求高质量，出现“高合格率、低水平”的现象，甚至“劣币驱逐良币”，严重影响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影响临床疗效，损害中医药信誉。 “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关于大力推动中药质量提升和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中药饮片优质优价的要求，必须通过具体的优质优价政策实施，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黄璐琦表示。 新一轮医改以来，中医医疗服务项目和中药已纳入城镇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但相关政策各地落实不一，明确纳入按病种付费的中医优势病种数量很少，一些政策性障碍亟需解决。 中国中医科学院受国家医疗保障局委托，研究制定基于医保支付的中医优势病种遴选标准化体系，并对医保支付数据来源和结构进行标准化分析，拟形成规范化中国中医药医疗资源循证评价数据库。研究结果将为科学遴选中医优势病种，制定病种付费标准提供技术支持。 为此，黄璐琦希望，国家尽快系统评价中医医疗服务项目，推进更多中医适宜技术和中药品种纳入医保，推动符合中医药特点的医保支付方式尽快落地实施。 “促进贫困地区资源环境的永续利用”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我国深度贫困地区，不少地处生态脆弱地区，脱贫攻坚和生态保护任务同样艰巨。如何破解发展产业和保护生态这一矛盾？ 黄璐琦的答案是，在贫困地区优先扶持和发展中药材产业。但他也建议，各地区首要任务是，强化政策引导和规划布局，建立支持贫困地区发展适宜中药材生态种植的保障机制。 2019年，黄璐琦团队针对774个贫困县，筛选出适合种植的中药材品种，发布《贫困地区生态适宜种植中药材推荐目录》；针对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编制100种常用中药材的《中药材生产适宜技术》，225种中药材的《中药材生产加工适宜技术》丛书，指导贫困地区开展中药材种植。 去年，黄璐琦等一行专门赴四川省马边县、雷波县等地，实地了解各地区中药材产业扶贫情况，指导当地抓住“区域特点、道地品种、质量标准、生态环境”等要素，做好中药材生产规划，集中打造县域中药材产业特色品牌。 以马边县为例，他们先后4次到马边进行调研、培训和技术指导，并捐赠物资，编制《马边县中药材产业发展规划》，助力马边县青梅产业发展。2019年，全县青梅栽植面积已达5万余亩，产鲜果300吨，按均价2元/斤计算，果农增收600余万元。马边县被评为四川省农民增收工作先进县。 在黄璐琦看来，主要经验和做法是“道地种（子）、生态种（植）”，即选道地药材，开展生态种植。“更重要的是，中药材种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强度不高，可以实现贫困人口足不出村，就地解决就业创业难的问题。” 为此，他建议各地区，首先强化政策引导和规划布局，建立支持贫困地区发展中药材生态种植的保障机制。其次，做好资源整合和平台搭建，补齐制约贫困地区发展中药材生态种植的短板。最后，做好技术推广和培训，使农民认识到中药材生态种植与大农业生产的不同，提升农民技术水平，促进贫困地区资源环境的永续利用。 （来源：人民网 2020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