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精神，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纵深推进全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3月13日，中国中医科学院纪委组织院直各部门、院本部直属机构、三会秘书处100余人观看了电视专题片《反腐为了人民》第一集。 电视专题片《反腐为了人民》第一集《惩治蝇贪蚁腐》，通过吉林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七小学校园餐回扣腐败案，四川省射洪市农业农村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张朝平插手高标准农田建设受贿案及湖南永州住房保障领域两起侵害群众利益案件等，讲述了我们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拼劲，久久为功、一抓到底，坚决纠治一切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真切感到正风反腐加力度、清风正气在身边。 观看后，党员干部职工深受触动，大家纷纷表示，要以片中案例为镜鉴，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坚决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筑牢廉洁防线，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用实际行动诠释忠诚干净担当，坚定不移把做大做强中国中医科学院宏伟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作者：纪检监察处  赛寒/文  新闻宣传中心  郭宏达/图

中医药产业如何高质量发展，中医药事业和产业如何协同发展，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委员、西苑医院脾胃病研究所所长唐旭东作出解读—— 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对此，本报记者采访全国政协委员唐旭东，深入剖析了中医药产业发展的关键路径，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宝贵思路。 产业高质量发展可激活中药复方制剂生产力 在唐旭东看来，中医药事业产业相辅相成，当前提出中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可为中药复方制剂的进步提供了广阔空间，反过来，挖掘研发临床疗效好的中药复方制剂，也将实现中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唐旭东指出，随着疾病谱改变，中药复方制剂优势日益凸显。他表示，如今，慢病在疾病构成中的占比不断上升，同时，老龄化带来的老年性疾病也不断增多。这些慢病和老年性疾病多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由多种因素引发。在这种情况下，单靶点的化学药物治疗效果存在缺陷。 唐旭东以胃食管反流病为例，西医常用强效抑酸药治疗，对于食管糜烂、溃疡的患者，强力、持续抑制胃酸分泌可以促进胃黏膜炎症损伤的愈合。但在胃食管反流病患者中，约2/3属于非糜烂性反流病，这类患者食道黏膜无器质性损害，常重叠功能性烧心或反流高敏感等功能性食管病。使用奥美拉唑等强效抑酸药，虽可缓解烧心，但长期服用会影响消化功能，破坏胃肠道生态，降低胃蛋白酶、胰腺胰酶活性，影响胆汁排出，引发胃息肉，还可能增加和胃癌风险。相比之下，中药复方制剂譬如西苑医院的医院制剂通降颗粒，在治疗此类疾病表现为饥嘈反酸的肝胃郁热证效果显著，目前转让武汉健民药业公司进行中药新药研发，已进入三期临床研究。该药物依据中医理论组方，通过辨证论治，能有效缓解症状，减少副作用，这充分展现了中药复方制剂的独特优势。 除了应对临床常见疾病，针对流感病毒变异频繁，西药应对时时常效果不够稳定，而中药复方及汤剂能根据病情和患者体质，采用一人一方的治疗方式，可灵活应对疾病，往往能收获良好疗效，这也进一步凸显了中药复方制剂在临床应用中的价值。 因此，随着中药复方制剂临床需求进一步扩大，意味着需要有更多相关产业与此对接，进行中药新药研发。 唐旭东指出，从产业发展层面来看，当下中药产业迎来诸多利好政策。国务院及相关部委支持中药企业上市、支持中药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后重新上市，引入资本市场活力，扩大规模、提升协同效应。国家药监局构建了人用经验、中医理论和临床试验三结合的证据体系，并优化审评机制，如缩短审评时间、开辟绿色通道等。 “这些政策为中药复方制剂的研发、生产和推广营造了良好的产业环境。”唐旭东说，同时，科技的飞速发展、社会疾病谱的变化也为中药复方制剂研发带来新机遇。借助人工智能进行中药单体化合物和有效部位的高通量筛选、进行类似于化药模式中药新药的研发固然是必要的，但是中药复方制剂研发与应用有着巨大的潜力，而且来自于名医经验总结的验方、科研制剂、院内制剂的研发风险低、成药性强，要大力研发更多的具有临床价值的中药复方制剂。 产业高质量发展应整合融入临床“国家队”实力 唐旭东指出，目前，中药企业在研发实力上，相较于西药化药企业，存在明显差距，突出表现在技术队伍薄弱、研发资金投入不足等方面。 为改变这一局面，他表示，中药企业须制定中、长期规划，明确企业的产品线布局。比如，有的企业可专注于消化、呼吸等特定领域的产品线打造，在产品线策划上，结合现有的品种进行合理布局。 “但更重要的，企业要积极与权威临的床医疗机构、科研机构以及专家团队建立紧密的合作机制。”唐旭东说，通过这种合作，企业能够借助各方优势，深入开展产品研发，精准探究药效作用机制，提升品牌影响力。 一直以来，中药研发与西药研发流程差异显著。西药研发遵循基础医学研究路径，先在实验室开展大量动物实验和基础研究，确认安全性和有效性后再向临床转化。而中药多源于临床实践经验总结，特别是复方制剂，是中医临床专家多年来依据患者疾病、证候及辨证治疗等多方面研究而成，在转向新药研发时，才开展临床前药学研究，涵盖制剂工艺、质量控制、药效药理、毒理以及药代动力学等方面，最后进入临床试验。这种差异决定了中药复方制剂研发要更紧密贴合临床实际。 “因此，好的临床制剂研发，既离不开相关企业的立项与支持，更离不开权威的中医药临床学科（专科）及其多学科研究团队的深度参与。”唐旭东说。 由此，对于大型医疗机构、科研机构等事业单位而言，也需积极发挥自身作用。一方面，应制定相关激励机制，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的积极性。比如，将横向合作项目、新药研发项目及其经费额度、产品价值等纳入评优评奖、职称晋升的考量范围，并且在成果转让后，给予科研人员较高比例的绩效提成，以此鼓励专家投身于中药新药制剂的研发工作，“华西九条”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另一方面，大型医疗机构要重视成果转化工作，专门成立相关部门。该部门的工作人员不仅要深入了解企业的研发需求和市场动态，还要熟悉本单位的科研成果，善于沟通，积极促进科研成果向实际产品的转化。 “相信临床与企业的携手同行，将会助推中医药整个事业跨上高质量发展新台阶。”唐旭东说。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官方号

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食疗营养部主任王宜，围绕药食同源产业发展提出多项建议，引发广泛关注。 王宜指出，当前药食同源产业存在多方面问题。法规政策层面，食品药品相关法律法规衔接不顺畅，存在管理模糊地带，企业合规成本增加；《药食同源物质目录》品种数量少且更新滞后。产业发展方面，科研能力不足，对药食同源产品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不够深入，产品科技含量低、缺乏竞争力；产业化发展缓慢，生产技术和工艺落后，无法满足市场需求。认知宣传上，大众对药食同源食品的功能认知不足，存在误解与偏见，市场需求未充分释放 。 针对这些问题，王宜提出一系列建议。在完善法规政策体系方面，她建议在现行食品类别中，增设“药食同源”类别，归类为“特殊膳食食品类”，明确类别名称为“药食同源食品”，并允许食药物质“健康声称”，突出中医药文化特色，便于监管与消费者认知；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牵头对药食同源中草药进行食用安全性评估，扩大《药食同源物质目录》品种，实行动态筛查和管理，对毒性较大的列入非食用中药材目录，对通过限定食用方法和食用量能确保安全的，列入限制性食用中药材目录，并适时向国家卫生健康委提出纳入《目录》的建议名单 。 产业发展上，要加大科研投入，鼓励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深入开展药食同源产品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和工艺，建立标准化生产流程，培育龙头企业，推动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在宣传推广方面，要充分利用电视、网络、新媒体等多种渠道，普及药食同源知识，举办科普讲座、健康义诊等活动，纠正大众对药食同源食品的误解，增强消费者对药食同源产品的认知和信任，激发市场需求 。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官方号

当前，我国医疗卫生事业面临人口深度老龄化的挑战。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老年医学研究所所长徐凤芹表示，要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应对老龄化健康难题。 徐凤芹介绍，中医内科学专科主要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其评价方法为治愈、好转、恶化或死亡，而老年医学是以“老年人为中心”，以“全人健康”医护照料管理为重点，这与中医学“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的核心思想高度契合。中医的治未病、中医非药物疗法、中医养生功法、中医康复、中医舒缓医疗在老年人的各个阶段都能发挥重要作用，深受老年患者和家属欢迎。深入研究中医老年疾病将有助于推进健康老龄化，助推健康中国战略。 对此，徐凤芹提出，应加大对中医老年疾病研究的投入力度。目前研究主要聚焦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等重大慢病疑难病，对衰老机制与延缓衰老的基础性研究及老年慢病共病关注不够，科技部设立主动健康课题，但涉及中医的内容较少。 同时，应加强中医对重大老年医学问题的研究，建议设立国家中医老年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或国家老年医学中心，提高中医老年医学临床研究水平，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打造中医老年医学研究高地。 “成立国家中医老年病学临床研究中心，将有利于推动我国中医老年病学人才队伍建设、形成规范、专业、稳定的临床研究网络，有利于加速解决我国中医老年病学发展中遇到的关键问题，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我国实现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的宏伟目标。”徐凤芹说。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官方号

科技创新是实现中医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党委书记李浩建议，要加强对中医药科技创新项目顶层部署，积极推进中医药科研和创新。 李浩指出，当前，我国中医药科技创新项目顶层部署仍存在明显短板。一是项目部署数量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中医药领域仅部署了“中医药现代化”1个重点专项，与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等领域数十个专项形成鲜明对比。二是顶层部署的规划在一定程度上未能充分预见未来的发展趋势，大数据、人工智能新兴技术融合的规划滞后，导致这些领域的中医药科技项目启动较晚。三是项目支持周期短，致使研究人员倾向于追求短期的量化成果，忽视了一些需要长期投入实现的转化性成果。中药新药研发平均周期达8～10年，临床疗效评价需长期随访观察，而现行项目多为3年左右的短期支持，与当前中医药科学研究规律不匹配。四是科研实操与中青年科研人才的培养结合的不够紧密，中青年科学家思路活跃，但缺乏充足的前期研究基础而滞碍了立项实操潜力的挖掘。 对此，李浩建议，一是加大中医药科研支持力度。依托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等，推动设立一批新的中医药重点专项，加大对中医临床研究、中药创新研究的支持力度。 二是促进中医药与前沿科技融合。将人工智能、生物信息学等前沿技术融入中医药作用机制解析、中药组方优化等关键科学问题攻关过程中。如运用大语言模型开发中医智能辅助决策系统，为大样本中医临床研究提供支撑。 三是创新中医药科研管理机制。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人民健康重大关切，确定一批需要长期攻关的重点方向，结合不同疾病诊疗规律，设置3+3年、4+4年或更长研究周期，构建注重成果质量和前景的分段考核评估体系，建立分段结题、滚动资助的不同模式，促进有重大发现、内功扎实的成果产出，避免急功近利。 四是重视对中青年科研人才立项的支持力度。破除以前期研究基础为主要参考立项依据的格局，注重项目的创新性、重大科学问题为导向，增加对中青年科研人员立项数目与资助力度，鼓励他们开展探索性、创新性研究并提供宽松的环境和制度保障。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官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