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中国中医科学院组织召开2021年第6次党委常委会议，学习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参加联组会时的讲话精神。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唐旭东在参加两会之余，以视频连线方式参加会议。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王申和、副书记杨龙会、纪委书记于林勇参加会议。会议由黄璐琦主持。 杨龙会首先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参加联组会时的讲话精神。 黄璐琦指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深刻，为推进新时代医药卫生事业和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全院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的重要论述，吃透精神实质，把握精髓要义，把学习成果运用到工作实际中，切实做到“做大做强中国中医科学院，我担当，我尽责，我贡献”。 黄璐琦介绍了向总书记面对面汇报的主要内容，并要求，进一步梳理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经验，科学评价我院医疗队纯中药治愈病例，阐明机理；加快推进《中华医藏》编撰工作，加快推进中国中医科学院大学建设进程；紧扣总书记讲话指示要求，协调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工作。 唐旭东分享了参加联组会的见闻与感受，王申和、于林勇分别分享了学习体会。院科研管理处、学术管理处、新闻宣传中心、研究生院等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新闻宣传中心）

“院内制剂是中医特色的体现，也是新药创制的基础，如金花清感颗粒、复方丹参滴丸等均是由院内制剂转化的创新药。”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王阶带来了加快中医医院院内制剂发展的提案。 王阶指出，近年来，院内制剂的发展存在多方面问题。一是设备基础不足，技术条件较差，人才储备不足；二是定价滞后，成本与价格倒挂；三是注册及审批难度较大；四是人用经验评价标准有待提升。 “院内制剂要求饮片投料，大部分院内制剂的投料成本已经高于销售价格，北京市具有制剂批准文号的医疗机构中，62．5％均没有制剂盈利收入，60家医院存在制剂价格与成本倒挂的现象。”王阶介绍，根据药品评审中心对北京市中医机构调研发现，2016年制剂不在产数量占一半以上。此外，虽然《中药注册分类及申报资料要求》简化了古代经典名方的审批，院内制剂的注册也不再仅以物质基础作为划分，但目前未明确具体实施路径，导致某些针对急危重症、具备中医优势的院内制剂难以优先批准，中医药理论、人用经验和临床试验三结合的中药注册审评证据体系亟待进一步建立、规范和完善。 针对上述问题，王阶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提升院内制剂的科技含量和人才储备。鼓励医疗机构与企业共同建立符合GMP标准的区域性制剂中心，加强资源利用率。规范制剂研发流程，结合药物研发“非线性建模—多目标优化法”以及大数据算法，将中药性味归经、理法方药及制剂优化配比技术融合，建立新型的院内制剂组方规范。组织培训制剂研发人员，建立奖励机制，抢救性挖掘民间长期实践积累的验方、秘方，建立规范化数据，推动院内制剂科技水平。 二是强化完善医院制剂的利润加成方式。适当放开院内制剂的利润，允许按照中成药的利润加成，避免有效制剂的停产。建议适当借鉴宋代惠民局、和剂局成功的制药经验，允许中医院的制剂室为患者小批量单独加工传统的中药制剂。定期建立制剂定价的联动机制，充分考虑各种成本上涨因素，调升院内制剂零售价格与成本价格之间的上浮比例。 三是加快医院制剂审批，完善注册管理。各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目前不再仅以物质基础作为划分注册类别的依据，这些进步还需要简化流程，完善数据质控，根据中药注册产品特性，充分尊重中医药特点，针对适应症为急危重症且中医具备疗效的院内制剂，可以附条件优先批准。 四是明确人用经验的证据评价标准。将中药人用经验作为证据并非意味着不需要开展临床研究，而是更应当将临床结合循证医学，规范收集、整理与分析真实世界临床诊疗信息，合理预测临床价值，只有契合以临床价值为导向，才能研究出有“安全、有效、质量可控”的院内制剂。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记者李芮）

中医药古籍是中医理论、技术与文化内核的主要载体，也是我国数千年医疗实践经验的智慧结晶，已成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源头活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唐旭东表示，1949年以后，尽管中国传统医籍的保护、整理、研究和利用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存在许多不足，其中表现尤为突出的是，受地理因素、经济条件、思想观念、研究素养、方法手段的限制，对中医药古籍资源的普查工作推动缓慢。在科技创新研究经费的支撑方面，此前对中医古籍资源普查和存藏保护的支持远远不及其他领域，对中医药古籍的国内家底胸中无数，在国外的传承发展被严重低估，众多中医药古籍长期被束之高阁，尚未得到很好的整理研究和共享利用，很大程度制约了中医药遵循自身规律的创新性发展。 为此，唐旭东围绕海内外中医药古籍资源普查带来相关提案。他建议，科技部在重大科研立项和经费资助上加大力度，从国内和海外两个方向，支持开展全球中医药古籍的资源普查，建档立目，建立权威数据库，在五到十年内基本摸清海内外中医古籍的家底。同时，建议支持成立中医药古籍资源普查中心，形成有力支撑。 “对于国内中医药古籍资源普查，可成立中医药古籍资源普查中心”。唐旭东说，建议由中心推动开展全国古籍收藏单位的中医古籍资源调研，基本做到全国各省市县公立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和中医专业图书馆的全覆盖，在此基础上，推动制订《中医古籍分类标准》和《中医古籍著录规则》，对调研收集到的中医古籍书目信息进行统一规范化著录；整合上述资源普查成果，构建“全国中医古籍联合书目数据库”。按照文化部颁发的《古籍定级标准》《古籍特藏破损定级标准》，对国内存世中医古籍进行系统全面的定级、定损，构建“中华医药古籍综合信息资源数据库”，为下一步有针对地开展珍稀中医药古籍的再生性保护、濒危中医药古籍的抢救性修复、经典中医药古籍的整理研究与开发利用奠定基础。 针对海外中医药古籍资源普查，唐旭东建议，支持开展海外中医古籍资源普查，促成中国（含台港澳地区）和美国、日本、韩国、英国、法国、越南等国家相关机构的广泛合作，在全球范围内收集整理各级各类藏书机构的古医籍馆藏书目，进一步扩充古籍普查深度和广度，调查研究海外中医药古籍的书目、数量、品种、版本、保存与利用现状等，构建“海外中医古籍资源书目数据库”，掌握中医药古籍在相关国家的基本情况，为进一步推动全球中医古籍的共享利用，促进中医药在新时代的对外传播提供古籍文献支撑。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记者 黄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