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北三环和平东桥边上，一条名为樱花东街的静谧街道深处，坐落着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和平里园区）。在这里，活跃着一群年轻的科研人员，他们就是“中药抗新冠药物筛选及评价研究团队”。近日，因在过去3年抗疫过程中辛勤工作并作出重要贡献，该团队获得“全国巾帼建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故事要从2020年初樱花绽放前的那段日子讲起。2020年1月，新冠疫情警报在武汉拉响，一场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突如其来。对此，作为中医药科研国家队的中国中医科学院迅速行动、主动出击：一方面，从下属医疗机构抽调精兵强将赴武汉支援患者救治；另一方面，科研团队同步展开抗疫相关的科学研究工作。 “当时是除夕，已经放假了，我们一接到通知都第一时间返岗。”该团队领衔专家之一、中药研究所中药药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郭姗姗说，院里的部署会开得很紧急，次日临床专家们就赶赴武汉，“我们团队留下来做基础科研和药物筛选”。 所谓“我们团队”，是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中药药理重点学科、三级实验室、ABSL-2生物安全实验室和CNAS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的人员组成的9人科研团队，其中8名为女性，7人有高级职称。“药物筛选及评价研究团队于20世纪70年代组建，经过三代学术传承，由学术带头人崔晓兰首席研究员带领，在国内历次重大疫情期间均承担了重大任务，尤其在青蒿素筛选及评价研究、防治SARS、H1N1流感、人感染禽流感中药筛选中发挥了科研主力军作用，有人才、有经验、有干劲。”郭姗姗说，“果然，第二天上班一看，全员就位。” 特殊时期，看着朝夕相处的面庞，大家都有些莫名的感动。“我家孩子刚上小学一年级，其他同事有的刚当上妈妈，郭主任的孩子才两岁……”孙静副研究员记得，不少人家里有困难，但谁也不说，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而繁重的工作中。 那真是一段前所未有的昼夜攻关和反复试验的日子。药物筛选及评价研究团队紧急构建4种人冠状病毒体外感染模型和3种人冠状病毒感染动物模型，成为国内第一家为临床用中药提供动物实验数据支持的药效评价平台。其中，2种动物模型通过中国实验动物学会鉴定，被国家动物模型资源共享信息平台收录，为所有相关中医药后续科研提供了参照。在此基础上，团队紧急对国家相关诊疗方案中的推荐方药、武汉疫区指定用药、多个省级新冠诊疗方案推荐的方药进行评价。说起来是一串项目和数字，但实际是支撑中医药参与抗疫的重量级证据：用最先进的国际通用方式和科学客观的数据，向临床、公众和全世界说明中医药的诊疗方案有没有用、有哪些用、如何起作用。 为此，他们每天平均工作十几个小时；实验室工作要穿戴全套防护装备，平日里待够3个小时就得出核心间休息，但那时一待就是大半天，到下午三四点吃午饭时才出来，甚至不到身体实在吃不消就一直干。“就像个流水线，你是其中一环，不能掉链子。”赵荣华副研究员说，实在累了，就等到出核心间后在小院里跑两圈，或者做做中医养生八段锦。“平时我们评价一个药一般要3个月左右，那段时间我们评价了国内10余个省级新冠诊疗方案推荐的42种方药。”如今回头看，赵荣华觉得简直不可思议。 后来，武汉解封伴着樱花盛开一起到来。最艰难的时光过去了，但该团队的工作还在延续。3年间，为了给后续抗疫治疗提供更有效的武器，他们一直在进行抗新冠病毒的相关中药评价，其中既有基础试验，也不乏对临床数据的分析；承担完成了著名的“抗疫三方”（清肺排毒颗粒、化湿败毒颗粒和宣肺败毒颗粒）的组方优化、临床前药效评价工作，为新药申报提供了重要依据；累计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聚焦中药抗疫效果的文章75篇，文章被引用785次…… 3年在埋头苦干中匆匆而过，新一年的樱花又蓄势待开。在崔晓兰研究员提出的中药抗病毒特色学术思想的指导下，团队计划依托手头承担的几个国家重点项目，对中药有特色的抗病毒理论进行科学内涵的阐释；再构建一些冠状病毒的病证结合动物模型，做好抗病毒中药品种库储备，以备再有突发传染病来袭时，能够及时提供客观、有效的模型，更有的放矢地进行相关中药筛选甚至研发……

（作者系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此为作者在中国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大会·分论坛四上所作的报告摘要）中药的产业链很长，其中涉及中药农业、中医药健康产品生产和中医药流通及服务业等多个环节，处在产业链关键位置的就是中成药。中成药也是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 近年来，中药新药获批上市的数量较前几年有所增加，但是我们不仅要要求数量增加，还要注重产品的更迭，换言之，临床价值高和具有突破性意义的药物是行业重点关注的对象。 我们发现很多产品上市之后在临床评估和基础研究方面的内容相对较少，存在市场价值与临床价值、科学价值的错位，有了这种错位，抗风险能力就会变低。因此如何让现有产品发挥其特有优势，也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在《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中，中药注册按照中药创新药、中药改良型新药、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同名同方药等进行分类。其中，前三类均属于中药新药。针对1类中药创新药，要坚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鼓励中药创新研制；针对2类改良型新药，要完善全生命周期管理，鼓励中药二次开发；针对3类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要加强古典医籍精华的梳理和挖掘，促进中药传承发展。 中成药大品种培育需要更多关注。未来可以将中药改良型新药与中成药大品种培育一体化发展纳入考量范围，要围绕临床价值高、科学价值高、市场价值高，且能代表中医原创理论、中医诊疗优势、疫病防治模式和纳入主流医学指南的中药品种开展研发工作，同时注重药物政策、技术提升和市场营销三个环节的有机关联，将产品的优势和特点更好地表现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临床定位是彰显临床价值的关键。对于已上市的中药，重新进行临床定位是彰显临床价值有效的路径，要做好产品复杂作用的解析，通过以临床应用为导向的机制研究，夯实产品的科学基础，进而促进临床合理用药，丰富临床循证证据。 针对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的研发，要以“精品传承经典，价值驱动市场”为原则，以已上市经典名方中成药、源于经典名方的化裁方等为切入点，从经典名方简化注册、二次开发和新药开发等路径出发，以中药复杂作用解析技术为关键，一方面解析作用机制，支撑临床定位，另一方面，辨识药效成分，支撑工艺与质控，更好满足临床的需求。 要进一步把“医—研—企”三者的优势和特点发挥出来。医疗机构要在新药研发和临床评价中发挥关键作用，科研院所要挖掘产品的临床科学价值，企业要发挥好主体作用，这三方面要有机结合，优势互补，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影响中医药发展的内在因素及现状包括中医药创新理论共识度有待提高、中医药防治疾病效果有待提升、中医药传承文化氛围有待加强。 •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一要凝聚共识，创新发展就是最好的传承；二要科学评价，提升中医药临床治疗效果；三要营造氛围，推进中医药文化与科学人文融合。 中医药作为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是中国特色卫生健康事业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在2019年、2020年、2022年先后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中医药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同时也面临巨大挑战。既往的研究多侧重于分析制约中医药发展的外部因素，较少论及自身因素。因此，本文侧重于探讨内在因素及其发展对策。 影响中医药发展的内在因素及现状 基于医学科学的要素、目的与逻辑，结合中医药学的自身特色与优势，对制约中医药发展的内在主要因素，集众说初步归纳如下。 中医药创新理论共识度有待提高 中医药博大精深，经典名著浩如烟海。传统中医药理论的描述大多比较宏观、宽泛，不够精准、具体，甚至一些新理论缺乏共识。标准化是中医药推广的前提和基础，共识是实现标准化的第一步，是中医药理论传承创新的阶梯，也是学科本质属性的要求。 术语内涵宽泛，历代解读各异中医药术语存在标准不统一、术语歧义等问题。术语的单义性是术语规范化的重要原则，而术语的多义性是产生歧义的根源。语言的模糊性、语言的表达形式和语言内含的隐喻思维是中医药术语歧义问题的关键。中医药术语多义的内涵和不同时代、不同专家的不同释义，这对中医药学术交流和传播都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例如，古今医家对中医药经典的解读各抒己见。中医药经典是中医药理论之渊薮，是经过数千年临床实践检验的经验结晶。经典“其文简，其意博，其理奥，其趣深”，年湮代远，难免导致理解的歧义。各医家对中医药古籍不断解读与校注，其结果导致不同医家对相同经典的阐释见仁见智，尽管逻辑自洽，或为一家之言，或为众说汇集，但终未达成“共识”，令后学莫衷一是。 学术流派众多，地域特色明显中医药学术流派众多。不同地域因其地理与人文环境不同，学术观点也有所差异；不同地域特色的学术流派，如川派、海派、岭南医派等呈现出鲜明的“三因制宜”，即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特征。一方面，不同地域学术流派之间的争鸣、渗透、融合，促进了中医药学术的发展，使中医药理论体系得以不断完善，临床疗效不断提高，但另一方面也难免会影响一些观点达成“共识”，这些都会影响中医药基础教材的编撰与知识的传播等。如滋阴学派的朱丹溪与温补学派的张景岳，同为浙江人而地域有别，提出“阳常有余”与“阳非有余”两种不同截然不同的观点。尽管地域性中医学术流派的研究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但存在过分强调个性而忽略流派之间的共性，流派成果分散保存，未能实现资源共享和协作，各个地域性中医学术流派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等问题。 创新理论共识度不高，难以汇入“公共知识库”任何一个优秀学科，必然拥有一个能够不断自我更新完善的公共知识库，例如现代医学，它的个人研究成果迅速融入公共知识库，公共占有率快速提升，使得学科得以快速发展。而“中医公共知识库”历经数千年衍变，受到时代文化背景的影响以及师徒授受等传承方式的局限，并未见增加，反而越来越萎缩。如命门学说历来争论不休，孙一奎、赵献可、张景岳被称为“命门三大家”，其核心观点分别为“命门动气说”“君主命门说”“水火命门说”，都是自成一体。目前，关于命门的部位、形态、功能等仍未达成共识。再如，当前大部分中医学者原则上会参照某一诊断标准，再加以变通，或糅合多种诊断标准，并有所取舍，或全然不执行各种辨证标准，另起炉灶，推出众多新证，这就造成中医药学界对某一疾病认识多元、治法多样且相互存在的局面。 中医药防治疾病效果有待提升 中医药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积累了丰富的疾病防治经验。中医药防治疾病的治疗效果，大多停留在“有效”层面，不能准确评价哪个更“优效”。疗效是中医药理论实践价值的集中反映，是中医药传承和发展的动力，也是中医药的立足之本。有学者调查表明，中医药疗效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然而当今中医药的临床疗效不仅未能提高，甚至处于下滑状态。中医药治疗重视患者的整体状态，追求“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相对于现代医学的精准靶向治疗，体现中医药疗效的“精准度”有待提高。 诊断依据宏观，治疗路径多元中医药临床最基本的诊疗特色就是“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尽管强调病证结合、辨证论治，但目前中医药疾病、证候诊断的依据均不够清晰和具有特异性，导致不同的中医药专家对疾病的诊断，各家抓取和关注的指标就略显不同，尤其是客观性指标缺乏，就容易对同一个患者因医家不同而出现“不同诊断”。另外，部分建立了诊断标准的证候应用也并不广泛，大多数中医药工作者仍维持着自身认知基础之上的辨证方式，导致诊断因医生的知识结构和认知角度而变化，疾病治疗的方法也复杂多样。何况古今病证内涵的不同，加上各医家所遵循的经典、教科书、流派又各自不同，临床上往往会将西医的“胃炎”按中医的胃脘痛、痞满、纳呆、呕吐等论治，又会分为不同的证型而使用不同的代表方药。辨证论治虽是中医的优势，但过度强调“同病异治”和“个体化治疗”，也会导致治疗规范难以相互认同，从而导致中医药临床疗效大多停留在“有效”层面，很难出现公认的“高效”“特效”情景。 治疗效果评价，客观指标较少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多注重患者自觉症状的改善，缺乏客观指标证据。如中医方药因成分复杂，作用靶点繁多，治疗机制难以用现代科学阐明；针灸、推拿、艾灸等中医药适宜技术具有多靶点、多途径、多层次调节的特点，作用路径与机制仍需研究；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医家往往以患者的临床症状、舌象和脉象等一系列软指标为依据，结合医生个人经验来对疾病的向愈与否作出判断。这种评价虽然在临床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随着现代医学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过于主观化的中医药疗效评价方式，在医学界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地位。 中医药传承文化氛围有待加强 中医药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中医药的重要载体，二者相互依存。中医药特色理论和文化内涵的系统化挖掘和高质量传播不断深入，才能彰显中医药文化的影响力。在中医药学体系中，中医药文化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它是中医药理论的支撑载体和传承根柢。《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年）》明确提出“中医药文化供给和群众性活动更加多样，中医药文化更广泛融入群众生产生活”的目标，要求“讲好中医药故事”。对中医药文化底蕴挖掘、整理还不够，质量良莠不齐，传播形式单一，导致了中医药文化价值的社会认同、传承、传播未取得更好的效果。 文化知识博大，科学诠释不够文化主要是一个民族的文字、语言、风俗和教化。中医药文化在民间传承的历史源远流长，也在民间百姓不断应用中得到了长足发展。“常敲足三里，胜吃老母鸡”“春捂秋冻，无病无痛”“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等流传已久的民间俗语，成了人们日常养生保健的准则和依据，体现了中医药文化已经与民众的生活紧密相融。中医药传统生活常识多为经验积累，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需要进一步的客观验证，经过现代科学研究证实，取得广泛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信任。并且这些中医药传统的生活经验多有着明显的地域性、民族性和人文特点。南方和北方的气候有明显差异，东南和西北的饮食习惯也有显著不同，各民族的人文风俗也不尽相同，这些都标志着文化的多样性。从医学科学角度对一些养生理念加以解读，明确其适用范围，对提高中医药的口碑和信誉度都有促进作用。 人文精神浓厚，现代表述不精人文精神是医学的价值核心，提倡以人为本，尊重人性、敬佑生命。作为一名中医，不仅要掌握中医药理论知识，做到科学诊断、规范治疗、合理用药，还要掌握自然规律，细查疾病的发生、发展与人、自然、社会的关系，了解患者的思想、情感、意志和生活习惯，做到“三因制宜”，体现大医精诚的人文精神。但这样具有浓厚人文精神的中医药知识，倘能用现代科学语言“说清楚、讲明白”，且与现代科学技术实现有机融合，则厥功甚伟。另外，由于中医药理论主要来源于古代经典文献，文义复杂，内容艰涩，并且很多中医药核心理论的概念属于“象思维”范畴，导致一些学者对气、阴阳、五行等概念，秉持着怀疑、甚至排斥的态度。因此，面对接受现代教育的当代民众，需要用现代科学语言解读中医药，才能正确地把中医药知识讲清楚、讲精准，让中医药经典不再晦涩难懂，使中医药的人文精神得到弘扬，并提高社会大众对中医药知识的认可度。 中医药知识普及，系统建设不强当前，我国中医药知识科普多针对中老年和患者人群，仍然存在传播内容复杂、传播形式传统、传播途径单一、传播范围局限等问题，没有真正从文化知识的角度，贯穿于生命全过程宣教。应重视对中小学生的科普，以便他们将中医药知识内植于心，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并对其产生认同与敬畏。传统中医药知识内容深奥，科普宣传主要由中医药工作者推进，往往难以使内容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和因材施教，常常是被动性科普，并没有真正基于患者的需求出发，有些内容枯燥乏味，难以引起大众的兴趣。目前，经常会出现同样的中医药知识，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解读，给民众带来困惑；医疗机构的科普工作，主要是通过医院的宣传栏和宣传小册等形式向患者进行，内容多以文本呈现，传播形式简单，在音频和视频等新媒体运用方面仍有欠缺；传播渠道仍局限在本土社交媒体，对外传播宣传推广力度弱，在国际主流媒体平台的传播也非常有限。 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对策与措施 近年来，中医药事业取得显著成效。中医药政策不断出台，为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基于制约中医药发展的主要内在因素，提出3条发展对策：一要凝聚共识，创新发展就是最好的传承；二要科学评价，提升中医药临床治疗效果；三要营造氛围，推进中医药文化与科学人文融合。 遵循规律，凝聚共识，在守正基础上创新发展 中医药发展有赖于学术传承，而最好的传承就是创新发展，守正创新是传承精华的活水源泉。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 强化中医药理论研究，提高中医药学术“共识”水平中医药理论是中医药学数千年临床实践经验和学术思想的结晶，是中医药生存与发展的基石和前提，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前瞻性的战略地位。在大数据、大科学、大健康的新时代，中医药理论有其固有的原创优势，要给予优先关注和重点支持，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中医药理论研究也要与时俱进，如果中医药理论的科学性没有现代表达，基于理论的教育、科研和创新应用就是空中楼阁，很难形成高水平“共识”。中医药学术高质量发展，提升教材质量，提高中医药学术“共识”水平，实为当务之急。首先，科学、统一的中医药名词术语标准是编写高质量中医药教材的基础，使中医药的传承创新发展得以顺利进行。因此，我们应加强中医药基础标准化建设以及应用，建设中医药名词术语库，规范中医基础、诊断、治疗、中药、针灸、临床等基本词条。术语的规范化、标准化必然对学科的发展、进步产生重大影响，对学科的交流、提高具有深刻意义。其次，中医药教材是全国顶级专家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学科最标准、最规范、最正统的科学范本。高等中医药院校所使用的中医药教材，应该在疗效评价的基础上，编入“优效”共识的内容，尽量各个出版社保持一致，投入使用后，应根据中医药形成的最新共识或标准及时修订，动态更新相关内容，有助于教材的持续改进，不断吸收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最后，对于一些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药特色的概念，可从多学科角度进行现代诠释，揭示其人文内涵与科学原理，丰富生命科学理论。例如，聚焦“气”“命门”等开展多学科研究，让中医药学与历史学、现象学、易学、理学、考据学等学科交叉融合，实现协同创新。 多学科多角度，推进中医药理论现代诠释当前，中医药亟须打破中医药话语体系与现代科学语言之间的壁垒，打造融通中医药与现代科技的新话语体系，既能说清楚中医药内涵，又能让现代人听得懂、能接受。对生活在自然科学条件下的人们而言，用现代科学语言来诠释中医药学理论，不是把中医药理论西化、简单化，而是便于人们更好地去理解和接受。 中医药学应充分汲取现代多学科的营养，通过文化、历史、地理、社会、经济、哲学、信息、物理等多学科视角，对中医药的理论、方法、成果和文化核心价值进行多维度、深入、系统地阐述，拓宽我们的视野，延伸我们的视域，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解读，使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中医药理论体系和诊疗理念；同时，能够进一步促进其他学科在中医药中的应用，为中医药学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凝练出中医药学理论的特点与特色。 突出特色，科学评价，在疗效基础上总结优势 临床疗效是中医药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随着中医药学不断发展，国际社会对中医药学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学术界对中医药临床疗效进行客观、科学、系统评价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 推进基于“优效”的辨证论治规范化研究中医药要从“有效”走向“优效”，应首先建构在规范化辨证的基础之上，否则其研究将宛如空中楼阁，没有根基，其结果难以得到认可，也难以达成共识。中医辨证规范化研究主要集中解决两大方面的问题，一是病证所属症状、体征的规范；二是疾病所属各证的规范。前者包括病证所属症状术语规范、症状间逻辑关系规范、症状体征分级规范、症状体征测量方法规范、症状体征诊断规范、体征（舌象和脉象）诊断客观化等研究。后者则需要参考西医具体疾病，开展所属各证基本构成规范、所属各证构成确定、各证临床诊断标准规范、各证基本演变趋势明确，以及西医疾病分期、分类、分型、病情、疾病发展阶段与所属中医各证的对应关系的确认等研究。中医药学界应该推进基于“优效”的辨证论治规范化研究，让疗效从粗略的“有效”走向精准的“优效”“高效”“特效”评价。 开展基于“病证结合”的疗效评价客观化研究中医强调辨证论治，具有调整、改善人体脏腑、气血功能活动和整体机能状态、提高人体对社会和自然环境适应能力的特点，在常规的西医“病”的疗效评定标准基础上，建立适用于中医药发展需求，包括中医证候、生存质量评价在内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疗效系统评价方法、指标体系和标准，提供中医药对重大疾病、疑难病和亚健康状态临床疗效的科学证据，有利于彰显中医药临床疗效的特色和优势。另外，还应建立一套具有科学性、权威性的中医药临床系统评价体系操作规范，并通过相应的计算机软件系统，规范其操作过程，以期为中医药临床疗效系统评价体系服务。中医药学界应该开展基于“病证结合”的疗效评价客观化研究，促进侧重于“证”的定性评价与聚焦于“病”的定量评价有机融合，让中医药“大数据”上升为“大证据”，支撑中医药学术发展。 增强文化自信，营造氛围，在科学的语境中研究医学 坚定中医药文化自信是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是推进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医药是医学科学，在提升中医药文化自信上要坚持中医药文化与科学相结合，坚持中医药文化与人文相结合。 走进科学，推动中医药文化与科学融合近年来，中医药在还原研究、现代表达、真实世界等研究上不断推进。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为中医药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我们应大力推动中医药文化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创新发展中医药。首先，推进中医药数据处理“信息化”，在数据中寻找“证据”。通过信息技术将个性化、碎片化的中医药典籍和临床经验转换为电子数据形式；利用文献数据挖掘药物配伍规律及核心药物、核心处方等，为临床医师提供诊疗策略；病案信息化，挖掘出深层次的诊疗规律，助力提升中医药临床诊疗水平。其次，加快辨证诊断“规范化”，满足“定性定量”要素。四诊信息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是影响精准辨证论治和确保临床疗效的关键因素。可使用图像分析、语音识别、传感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研发客观、量化的舌诊仪、脉诊仪、面诊仪、问诊仪等，通过精准、严格的临床数据掌控替代以往靠医生主观经验进行诊断，开拓诊断思维，丰富诊断方法。最后，推动临床应用“个体化”，逐步实现“智能化”。基于中医临床应用需求，充分借鉴和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和成果，研发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安全有效、便于临床推广应用的智能化中医治疗设备，如康复机器人、针疗仪、灸疗仪等，助力提高中医药服务水平。 走进人文，推进中医药文化与时代融合中医药不仅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也是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认知智慧和行为规范的结晶。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内容涵盖了理法方药、疾病的预防与治疗等多个方面，具有先进性与包容性，增强中医药文化自信势在必行。 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依托互联网平台，众多新型的具备现代传播特点的媒介日益兴起，导致中医药文化的传播方式发生了质的转变。中医药行业应充分利用这一历史机遇，借助现代数字多媒体手段，打破以往传统电视、广播、书籍、报纸等传播形式，通过微博、微信、抖音、快手、Facebook、Twitter等国内外现代互联网推广平台，形成集文字、音频、图片、视频、游戏、动画等多种动态传播形式为一体的中医药文化传播体系，生动直观地将中医药文化的思想精髓展现出来，容易被国内外民众所接受，加速中医药文化软实力化。另外，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要重视中医药文化传播人才队伍建设，提升综合素质，提高门槛，确保中医药文化得到高质量传播。 综上所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正在让古老的中医药焕发新生机；中医独特的健康观，也正在为人们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全链条的健康保障。我国中医药事业正在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医药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但是中医药发展之路，仍然任重而道远。中医药发展不仅受到“边缘化”“庸俗化”“商业化”等外在因素的影响，还存在“共识不高”“疗效不优”“传播不力”等诸多内在因素的制约。因此，在内外因素的双重夹击下，中医药必须主动破局，与时俱进。通过将中医药科学解读与立体传播结合、中医药疗效彰显与客观评价结合、中医药原创思维与现代科技融合，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充分发挥其防病治病的独特优势和作用，为建设健康中国贡献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健康动力。

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记者2日从中国中医科学院获悉，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工作共采集植物标本150万余份，已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3个新属和196个新物种（包括种下分类群）。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项目组办公室邀请分类学及中药资源学方面的专家对这些新分类群进行了专家论证。专家认为，这些新分类群的发现对厘清我国生物资源家底、丰富中药资源宝库做出重要贡献。 据悉，3个新属分别为征镒麻属、希陶木属、先骕兰属，196个新物种分别隶属于真菌、蕨类、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分布在57个科114个属中。发表的新物种大多有系统分类学综合证据（包括分子证据），明确了新物种在分类系统中的地位和位置，保障了发表新分类群的高质量。同时，利用现代分子系统学方法，厘清了分类中的一些分歧，为完善植物分类系统做出了贡献。 这些新发现中，还有对老一辈科学家发现的疑似新物种确认而来的新物种。例如务川人字果，是在对贵州第三次中药资源普查标本整理中发现一份有疑问的标本后，通过几次实地核查、标本采集、鉴定以及谱系分析，被确认的新种。这些新资源的发现，还还原或纠正了中医药传承中的一些偏差。例如西藏苦枸杞的发现，结合对枸杞子的研究，就厘清了枸杞子从《本草原始》中记载为“味苦、性寒”，到现在《中国药典》中记载为“味甘、性平”的原因。这些发现，推动践行了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根据项目组前期出版的专著《新资源的发现及功效研究》统计，新物种中大概有60%以上具有潜在的药用作用或者中药功效。回答这些新资源能否作为中药、有什么样功效的问题，是项目组下一步需要研究的工作，将为扩大中药资源种类和来源提供支持和参考。 2011年以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开展了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产出一系列成果。 来源：新华社客户端

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几千年来积累的原创知识财富，如何保护好、继承好并利用好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价值，是推动我国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重要内容。近期，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案》中就提出：“推动出台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数据库”。 如何建立符合中医药自身规律的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制度？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刘剑锋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我国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工作走在世界传统知识保护的前列，但需要“内外兼修”，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加速建立与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相互衔接并相互补充的“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制度”。 发出更多“中国声音” 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对中医药传统知识进行知识产权依法确权，保护持有人依法享有的传承使用、知情同意、惠益分享等权利的法律概念，是国家各级中医药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开展的一项工作。 2021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明确提出：“推动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与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有效衔接，进一步完善中医药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体系，建立中医药专利特别审查和保护机制，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刘剑锋介绍，作为近年来出现的新概念，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是一项创新性工作，国内外没有可以照搬的成熟经验。2017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第四十三条提出：“国家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数据库、保护名录和保护制度。” 其中，保护制度是数据库与保护名录发布的重要支撑。数据库建设和名录发布的具体工作，是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下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研究中心负责具体实施。 在近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召开的“关于传统知识数据库的专家会议”上，刘剑锋介绍了中国在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工作中的现有成绩和经验，并对WIPO全球数据库的建立、使用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同意WIPO设立传统知识门户网站，但各国传统知识数据库不交于WIPO，仅在门户网站上建立相应的链接；数据库的内容不涉及来源地、所在国和权利主体敏感信息。这一建议得到了美国等国家的支持。 刘剑锋指出，当前，国际上对于传统知识的权利和数据库的使用及访问权限等问题尚未形成共识。我国的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工作走在世界前列，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发出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声音”。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要积极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框架下发声，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为中医药走向世界铺平道路，保护国家利益。 未雨绸缪 内外兼修 刘剑锋认为，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是中医药事业、产业的目标，其中传承是关键，创新是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要找到中医药传统知识的源头，并保护好、利用好，中医药事业、产业的发展才能生生不息，但对中医药传承和创新的保护有待未雨绸缪、内外兼修。 国内法治方面，刘剑锋举例说，某一著名三甲医院的院内制剂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一位著名中医的处方，主要防治肺部疾病，在新冠疫情期间因效果显著广受欢迎。老中医已经故去，医院因制剂产生的收益和这位老中医的后人没有任何关系。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如果适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显然收益和上述这位老中医无关，也无法确定双方的权力及利益分配。目前双方发生争执，可能会导致这么有效的产品停产。 如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第四十三条，按照一定的程序，依法确权，承认是老中医处方并认可其中医传统知识的价值，坚持法条中知情同意、利益分享的原则，院内制剂当然可以使用得更顺更好。如果企业、资金进入风险很小，现在改革后的药品审评制度对经典名方加减、有一定人用经验的药品的审批程序从简，开发成名药的可能性非常大，将可能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涉外法治方面，记者了解到，随着中医药在海外不断“开枝散叶”，其海外知识产权保护也迫在眉睫。有位已在中国毕业的外国学生，将足三里、曲池等十几个穴位组成一组，冠名申请“脱敏针灸疗法”的商标并获得批准。还有一些人和组织，若干年前就将“中医师”及“针灸师”的头衔，抢先在海外商标注册。 对此，刘剑锋分析，生物资源和传统知识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彰显它们的价值。近年来，一些历史悠久传统知识资源丰富但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传统知识，常常遭遇一些外来公司和机构无偿窃取和利用，这类盗取行为是“生物海盗”。需要警醒的是，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在国际上少有先例可循，这是当前我国中医药走向海外不容忽视的“外忧”，必须未雨绸缪，积极参与中医药领域国际知识产权规则构建。 辨证施策 久久为功 在刘剑锋看来，“辨证论治”是中医药诊疗思想的精髓。中医药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对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保护必须辨证施策，未来的方向是推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与中医药传统知识有机衔接。 现代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是以商标、专利、著作权为主，以公开为保护形式，以保护创新为主要内容，超过保护期（如商标专利一般为十年）可以无偿使用。 刘剑锋说，随着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利用其先进的技术和资金等优势，优先无偿使用来源国的传统知识申报专利，依靠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反过来限制甚至排斥传统知识来源国利用自身传统知识。近些年来，传统知识来源国开始感受到保护传统知识的重要性，国际上也逐渐对传统知识保护达成了共识。但是什么属于传统知识、如何保护、保护什么？ 刘剑锋介绍，国际上对此一直未能达成共识，从2000年开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政府间工作委员会（IGC）已经召开过四十三届会议。未达成共识的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和传统知识丰富的国家主张迥异。发达国家认为利用传统知识数据库不误授专利即可，传统知识已经进入“公知领域”不应再享有惠益分享等经济权力，这些是完全在现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框架内进行。传统知识来源和持有国认为，这样是对传统知识的不尊重和不当占有，认为传统知识持有人应当享有惠益分享等经济权力。两种主张相持不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第四十三条明确规定：“中医药传统知识持有人对其持有的中医药传统知识享有传承使用的权利，对他人获取、利用其持有的中医药传统知识享有知情同意和利益分享等权利。”刘剑锋认为，这就赋予了持有人相应的经济利益，从这个角度上看，我国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立法工作走在了世界传统知识保护工作的前列。 “需要尽快出台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及其相应的技术体系和规范，建立符合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的与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有机衔接的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制度，已经迫在眉睫。”刘剑锋说。 刘剑锋指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工作正式列入中医药法只有5年，公众对其知晓程度还有待提高，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申报认定后产生的巨大名誉权与经济效益也还有待相关利益方充分认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一直高度重视该项工作，特别是2019年以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31个省市，已经初步建立了从国家级到省级再到县（区）级具体负责收集的全国性收集体系和队伍，中医药传统知识持有人可以找所在地县区级中医药行政管理部门申报。 从长远来看，刘剑锋认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需要传统知识持有人、专家、政府、市场四方联动，形成良好的机制，需要“久久为功”。比如，在发挥市场作用方面，需要推介好的中医药传统知识与技术，吸引社会资金广泛参与，进行产业化、市场化，形成良性循环，持续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和水平，服务世界人民健康。（记者 曾德金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