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几千年来积累的原创知识财富，如何保护好、继承好并利用好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价值，是推动我国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重要内容。近期，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案》中就提出：“推动出台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数据库”。 如何建立符合中医药自身规律的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制度？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刘剑锋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我国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工作走在世界传统知识保护的前列，但需要“内外兼修”，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加速建立与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相互衔接并相互补充的“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制度”。 发出更多“中国声音” 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对中医药传统知识进行知识产权依法确权，保护持有人依法享有的传承使用、知情同意、惠益分享等权利的法律概念，是国家各级中医药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开展的一项工作。 2021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明确提出：“推动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与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有效衔接，进一步完善中医药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体系，建立中医药专利特别审查和保护机制，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刘剑锋介绍，作为近年来出现的新概念，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是一项创新性工作，国内外没有可以照搬的成熟经验。2017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第四十三条提出：“国家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数据库、保护名录和保护制度。” 其中，保护制度是数据库与保护名录发布的重要支撑。数据库建设和名录发布的具体工作，是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下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研究中心负责具体实施。 在近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召开的“关于传统知识数据库的专家会议”上，刘剑锋介绍了中国在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工作中的现有成绩和经验，并对WIPO全球数据库的建立、使用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同意WIPO设立传统知识门户网站，但各国传统知识数据库不交于WIPO，仅在门户网站上建立相应的链接；数据库的内容不涉及来源地、所在国和权利主体敏感信息。这一建议得到了美国等国家的支持。 刘剑锋指出，当前，国际上对于传统知识的权利和数据库的使用及访问权限等问题尚未形成共识。我国的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工作走在世界前列，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发出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声音”。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要积极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框架下发声，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为中医药走向世界铺平道路，保护国家利益。 未雨绸缪 内外兼修 刘剑锋认为，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是中医药事业、产业的目标，其中传承是关键，创新是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要找到中医药传统知识的源头，并保护好、利用好，中医药事业、产业的发展才能生生不息，但对中医药传承和创新的保护有待未雨绸缪、内外兼修。 国内法治方面，刘剑锋举例说，某一著名三甲医院的院内制剂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一位著名中医的处方，主要防治肺部疾病，在新冠疫情期间因效果显著广受欢迎。老中医已经故去，医院因制剂产生的收益和这位老中医的后人没有任何关系。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如果适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显然收益和上述这位老中医无关，也无法确定双方的权力及利益分配。目前双方发生争执，可能会导致这么有效的产品停产。 如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第四十三条，按照一定的程序，依法确权，承认是老中医处方并认可其中医传统知识的价值，坚持法条中知情同意、利益分享的原则，院内制剂当然可以使用得更顺更好。如果企业、资金进入风险很小，现在改革后的药品审评制度对经典名方加减、有一定人用经验的药品的审批程序从简，开发成名药的可能性非常大，将可能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涉外法治方面，记者了解到，随着中医药在海外不断“开枝散叶”，其海外知识产权保护也迫在眉睫。有位已在中国毕业的外国学生，将足三里、曲池等十几个穴位组成一组，冠名申请“脱敏针灸疗法”的商标并获得批准。还有一些人和组织，若干年前就将“中医师”及“针灸师”的头衔，抢先在海外商标注册。 对此，刘剑锋分析，生物资源和传统知识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彰显它们的价值。近年来，一些历史悠久传统知识资源丰富但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传统知识，常常遭遇一些外来公司和机构无偿窃取和利用，这类盗取行为是“生物海盗”。需要警醒的是，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在国际上少有先例可循，这是当前我国中医药走向海外不容忽视的“外忧”，必须未雨绸缪，积极参与中医药领域国际知识产权规则构建。 辨证施策 久久为功 在刘剑锋看来，“辨证论治”是中医药诊疗思想的精髓。中医药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对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保护必须辨证施策，未来的方向是推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与中医药传统知识有机衔接。 现代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是以商标、专利、著作权为主，以公开为保护形式，以保护创新为主要内容，超过保护期（如商标专利一般为十年）可以无偿使用。 刘剑锋说，随着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利用其先进的技术和资金等优势，优先无偿使用来源国的传统知识申报专利，依靠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反过来限制甚至排斥传统知识来源国利用自身传统知识。近些年来，传统知识来源国开始感受到保护传统知识的重要性，国际上也逐渐对传统知识保护达成了共识。但是什么属于传统知识、如何保护、保护什么？ 刘剑锋介绍，国际上对此一直未能达成共识，从2000年开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政府间工作委员会（IGC）已经召开过四十三届会议。未达成共识的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和传统知识丰富的国家主张迥异。发达国家认为利用传统知识数据库不误授专利即可，传统知识已经进入“公知领域”不应再享有惠益分享等经济权力，这些是完全在现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框架内进行。传统知识来源和持有国认为，这样是对传统知识的不尊重和不当占有，认为传统知识持有人应当享有惠益分享等经济权力。两种主张相持不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第四十三条明确规定：“中医药传统知识持有人对其持有的中医药传统知识享有传承使用的权利，对他人获取、利用其持有的中医药传统知识享有知情同意和利益分享等权利。”刘剑锋认为，这就赋予了持有人相应的经济利益，从这个角度上看，我国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立法工作走在了世界传统知识保护工作的前列。 “需要尽快出台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及其相应的技术体系和规范，建立符合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的与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有机衔接的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制度，已经迫在眉睫。”刘剑锋说。 刘剑锋指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工作正式列入中医药法只有5年，公众对其知晓程度还有待提高，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申报认定后产生的巨大名誉权与经济效益也还有待相关利益方充分认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一直高度重视该项工作，特别是2019年以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31个省市，已经初步建立了从国家级到省级再到县（区）级具体负责收集的全国性收集体系和队伍，中医药传统知识持有人可以找所在地县区级中医药行政管理部门申报。 从长远来看，刘剑锋认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需要传统知识持有人、专家、政府、市场四方联动，形成良好的机制，需要“久久为功”。比如，在发挥市场作用方面，需要推介好的中医药传统知识与技术，吸引社会资金广泛参与，进行产业化、市场化，形成良性循环，持续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和水平，服务世界人民健康。（记者 曾德金 北京报道）

“全国中药材生态种植示范基地的建设将为中药农业提供‘政、产、学、研、用’合作模式的样板，是践行‘不向农田抢地，不与草虫为敌，不惧山高林密，不负山青水绿’中药生态农业宣言的重要举措，将加速生态农业服务乡村振兴和示范引领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3月18至19日，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联合中国·平谷农业中关村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中药生态农业交流大会暨全国中药材生态种植示范基地启动及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市平谷区顺利召开。大会采用“现场调研+会场交流”的形式，共邀请国内50多名中药材产业领域的知名专家、政府领导和企业界代表，围绕“‘绿色生态 合作探索’，推动打造中药生态农业示范区”这一主题开展深入交流，共商中药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建设的新思路、新举措。 在中药材生态种植好模式好技术推介环节，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张秀新研究员，综合试验站站长牛颜冰研究员、晋玲教授、孙文松研究员、田洪岭研究员、李明研究员等9位专家，针对药用牡丹、柴胡、百合、连翘等适宜平谷农业中关村的中药材，推介了药蔬间作、林下种植、仿野生栽培等最前沿的中药生态农业核心模式和技术。 据悉，全国中药材生态种植示范基地的创建是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引领全国中药生态农业发展的又一次重要实践，旨在联合全国中药生态农业的优势单位，共同推进示范基地建设、聚集中药农业科技资源要素、推动典型模式和先进技术落地转化，探索科技引领农民增收致富的新路径。通过本次大会，进一步明确了全国中药材生态种植示范基地的发展定位和方向，为深入服务首都“四个中心”建设，打造全国中药材乡村振兴样板增添了发展动力。

3月18日，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主办的首届本草考古学术研讨会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启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国家文物局科技教育司司长罗静等出席会议。 会上，黄璐琦做了题为《中医药文物研究科研基地：历程与规划》的专题报告，介绍了本草考古的缘起、进展与展望。“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要通过本草考古这把钥匙，让中医药的历史‘活’起来。”黄璐琦说。 黄璐琦介绍，本草考古就是应用现代考古理论与方法，以考古出土的药物及其相关遗存为对象，探索人类与药物的相互关系，揭示人类发展和利用药物的历史和规律，重建中医药文化遗存的时空框架，理清中医药发展历史脉络，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开辟新的路径。 据悉，我国药物遗存的鉴定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2015年，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在黄璐琦的带领下，开始开展本草考古研究；2018年，又将科技考古引入中医药研究，并在《科学通报》提出“本草考古”新领域，内容包括本草研究方法的传承与创新、本草考古的定义与定位、本草考古的研究方向等。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副主任袁媛表示，团队前期在本草考古方面开展了诸多探索性研究，也有很多突破性发现。例如，灵芝的起源研究，将人类使用灵芝的时间从秦汉时期推进到距今6800年；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地黄炮制品研究，将我国米蒸法应用历史提前至公元前59年。团队还研究确认了江西海昏侯墓出土的疑似虫草类样品的身份——地黄炮制品（此为迄今发现最早的中药辅料炮制品），该研究入选“2019年度中国十大医学科技新闻”。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研究员彭华胜介绍，本次启动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道地药材源流的本草考古研究”项目共设立4个课题，拟通过系统调查我国出土的药材文物，基本摸清我国药材文物现状；通过构建药材文物与相关史料的关系，复原药材文物的时空信息；通过建立古代道地药材种质溯源技术体系，完成4种代表性道地药材的种质溯源研究；通过建立古代道地药材产区溯源技术体系，完成10种代表性道地药材的产区溯源研究，为道地药材正本清源提供考古学依据。 为更好地把本草考古这一新兴交叉学科发展好，黄璐琦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坚持守正创新。要加强古典医籍精华的梳理和挖掘，进一步凝练学科方向，厚实学科基础；要不遗余力地引入新材料、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创新技术体系，搭建多层级的溯源研究平台。 二是坚持协同发展。要强化学科间的协同，打破壁垒，促进交叉融合，组建跨领域、跨学科的人才团队，培育新的学科“生长点”。本草学家应主动参与考古，积极吸纳考古学成果，推动本草考古的发展；考古学者也应以开放的眼光、包容的心态，接纳本草学科的融入，利用丰富的本草文献考证成果促进我国考古学的发展。 三是以重点项目为抓手，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本草考古学科的发展需要有平台、有人才、有学术交流，这些工作的落地落实要以重点项目为抓手，以项目带工作、工作促项目的完成。

“要用好本草考古这把钥匙，让中医药历史活起来，从而解答中医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重要科学问题，阐释人类医药文化的发展与进程，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开辟新的路径。”3月18日，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主办的首届本草考古学术研讨会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启动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说。 黄璐琦介绍，中国特色的传统药物学在古代称为本草，因此中国的药物考古又称为本草考古。本草考古就是应用现代考古理论与方法，以考古出土的药物及其相关遗存为对象，探索人类与药物的相互关系，揭示人类发展和利用药物的历史和规律，重建中医药文化遗存的时空框架，理清中医药发展历史脉络。 我国对药物遗存的鉴定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2015年，在黄璐琦带领下，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开始开展本草考古研究，2018年，又将科技考古引入中医药研究，在《科学通报》提出“本草考古”新领域。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副主任袁媛表示，团队前期在本草考古方面开展了诸多探索性研究，也有很多突破性发现。例如，灵芝的起源研究将人类使用灵芝的时间从秦汉时期提前到距今6800年；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地黄炮制品研究，将我国米蒸法应用历史提前至公元前59年。团队还因发现迄今最早中药辅料炮制品，获2019年全国十大医学科技新闻。 种质与产区是道地药材的核心要素。道地药材的种质或产区发生变迁，将影响临床疗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研究员彭华胜介绍，会上启动了“道地药材源流的本草考古研究”项目，该项目共设立4个课题，拟通过系统调查我国考古出土的本土药材文物、外来药材文物及宫廷药材文物，基本摸清我国药材文物现状，复原药材文物的时空信息；通过建立古代道地药材种质溯源技术体系，完成前胡、大黄、白芍、巴戟天4种代表性道地药材的种质溯源研究；通过建立古代道地药材产区溯源技术体系，完成10种清代道地药材的产区溯源研究，为道地药材正本清源提供考古学依据。

“要用好本草考古这把钥匙，让中医药历史活起来，从而解答中医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重要科学问题，阐释人类医药文化的发展与进程，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开辟新的路径。” 3月18日，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主办的首届本草考古学术研讨会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启动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说。 黄璐琦介绍，考古遗址中出土与药物有关的考古，统称为药物考古。中国特色的传统药物学在古代称为“本草”，因此中国的药物考古又称为“本草考古”。本草考古就是应用现代考古理论与方法，以考古出土的药物及其相关遗存为对象，探索人类与药物的相互关系，揭示人类发展和利用药物的历史和规律，重建中医药文化遗存的时空框架，理清中医药发展历史脉络。 我国本草考古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2015年，在黄璐琦带领下，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开始开展本草考古研究。2018年，又将科技考古引入中医药研究，在《科学通报》提出“本草考古”新领域。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副主任袁媛表示，团队前期在本草考古方面开展了诸多探索性研究，也有很多突破性发现。例如，灵芝的起源研究，将人类使用灵芝的时间从秦汉时期推进到距今6800年；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地黄炮制品研究，将我国米蒸法应用历史提前至公元前59年。团队还因发现迄今最早中药辅料炮制品，获2019年全国十大医学科技新闻。 种质与产区是道地药材的核心要素。道地药材的种质或产区发生变迁，将影响临床疗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研究员彭华胜介绍，此次启动的“道地药材源流的本草考古研究”项目共设立4个课题。拟通过系统调查我国考古出土的本土药材文物、外来药材文物及宫廷药材文物，基本摸清我国药材文物现状，复原药材文物的时空信息；通过建立古代道地药材种质溯源技术体系，完成前胡、大黄、白芍、巴戟天4种代表性道地药材的种质溯源研究；通过建立古代道地药材产区溯源技术体系，完成10种清代道地药材的产区溯源研究，为道地药材正本清源提供考古学依据。

“中医药起源是医学史的一个重要科学问题。中国典籍中，很早就有神农尝百草、药食同源、医药同源等记载，但由于缺乏实物证据，一直难以回答本草起源等科学问题。本草考古可以明确中医药从哪里来，或可指导中医药最终到哪里去”。 3月18日，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主办，首届本草考古学术研讨会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启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琦介绍了本草考古的缘起、进展与展望，并表示，“要通过本草考古这把钥匙，让中医药的历史活起来。” “本草考古，就是应用现代考古理论与方法，以考古出土的药物及其相关遗存为对象，探索人类与药物的相互关系，重建中医药文化遗存的时空框架及中医药发展历史，为本草研究提供新的途径”，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研究员彭华胜介绍，团队在黄璐琦院士带领下，自 2015 年开展本草考古研究，2018年，黄璐琦院士提出将科技考古引入中医药研究，“本草考古”这个新领域随即进入人们的视野。 2018 年《科学通报》第13期提出“本草考古”新领域，内容包括本草研究方法的传承与创新、本草考古的定义与定位、本草考古的研究方向等。 “目前本草考古工作中开展了诸多探索性研究，也有很多突破性发现。例如：‘灵芝的起源研究’将人类使用灵芝的时间从秦汉时期推进至距今6800年；‘西汉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地黄炮制品研究’将我国米蒸法的应用历史提前至公元前59年”，彭华胜介绍，团队还因发现迄今最早的中药辅料炮制品，2019 年获全国十大医学科技新闻。团队与故宫博物院自2019年联合开展清宫御药房药材文物研究至今已经对近百件清宫药材文物进行了鉴定研究，比如清代光绪皇帝食用的茯苓道地产区来自于四川还是云南，都将因此而得到答案”。 黄璐琦院士带领的本草考古团队采用显微、质谱、核磁及三维重建等多种现代科技经过3年时间的研究确认了江西海昏侯贺墓主椁室中出土的疑似虫草类样品的身份——地黄炮制品。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中药辅料炮制品，2019年获全国十大医学科技新闻。 “此前对于道地药材的溯源主要靠文献记载，但实践中我们发现，文献中存在着古人的一些推测成份以及记述错误等，一些结论尚难以明晰，基于实物史料的道地药材本草考古，有助于深化道地药材的种质与产区溯源研究，有助于促进道地药材的传承与发展，也是道地药材溯源研究的重要佐证与补充”，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副主任袁媛介绍。 据了解，本次启动的“道地药材源流的本草考古研究”项目共设立 4 个课题。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牵头承担课题一“全国考古出土的本土药物遗存的调查与整理”，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牵头承担课题二“外来药材文物与宫廷药材文物的调查与整理”。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承担课题三“古代道地药材种质溯源研究”和课题四“古代道地药材产区溯源研究”。 “课题一和课题二旨在摸清我国药材文物家底，为项目提供实物史料依据。课题三与课题四旨在构建古代道地药材的种质溯源与产区溯源的关键技术体系，明确代表性药材的种质与产区”，彭华胜介绍，该项目预计2025年结题，将通过系统调查我国考古出土的本土药材文物、外来药材文物及宫廷药材文物，基本摸清我国药材文物现状；通过建立古代道地药材种质溯源技术体系，完成前胡、大黄、白芍、巴戟天等4种代表性道地药材的种质溯源研究；通过建立古代道地药材产区溯源技术体系，完成10种清代道地药材的产区溯源研究等，为道地药材传承与发展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