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发展规划的通知 《“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已经国务院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22年3月3日 “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中医药工作的决策部署，明确“十四五”时期中医药发展目标任务和重点措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制定本规划。 “十三五”期间，中医药发展顶层设计加快完善，政策环境持续优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2017年，中医药法施行。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国务院召开全国中医药大会。中医药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截至2020年底，全国中医医院达到5482家，每千人口公立中医医院床位数达到0.68张，每千人口卫生机构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数达到0.48人，99%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98%的乡镇卫生院、90.6%的社区卫生服务站、74.5%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设置中医临床科室的二级以上公立综合医院占比达到86.75%，备案中医诊所达到2.6万家。中医药传承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中医药防控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重大慢病及重大传染性疾病临床研究取得积极进展，屠呦呦研究员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持续完善，中成药和中药饮片产品标准化建设扎实推进，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基本完成，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达20.69%。中医药开放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已传播到196个国家和地区，中药类商品进出口贸易总额大幅增长。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中医药全面参与疫情防控救治，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总体要求 （二）基本原则。 坚持遵循发展规律。正确把握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坚持中医药原创思维，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注重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深入发掘中医药精华，在创新中形成新特色新优势，促进中医药特色发展。 坚持统筹协调推进。坚持中西医并重，提升中西医结合能力，促进优势互补，共同维护人民健康。统筹谋划推进中医药服务、人才、传承创新、产业、文化、开放发展、深化改革等工作，形成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合力。 ——中医药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融预防保健、疾病治疗和康复于一体的中医药服务体系逐步健全，中医药基层服务能力持续提升，中西医结合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中医药参与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治和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显著增强。 ——中医药传承创新能力持续增强。中医药传承创新体系进一步健全，有利于传承创新的政策机制逐步完善，基础理论和重大疾病防治研究取得积极进展，临床与科研结合更为紧密，多学科融合创新持续推进。 ——中医药文化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更为优质丰富，中医药博物馆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传播覆盖面进一步拓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持续提高，中医药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中医药治理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医药领域改革持续深化，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的治理体系逐步完善，中医药信息化、综合统计、法治、监管等支撑保障不断加强，中医药治理水平持续提升。 主要发展指标 三、主要任务 1．做强龙头中医医院。依托综合实力强、管理水平高的中医医院，建设一批国家中医医学中心，在疑难危重症诊断与治疗、高层次中医药人才培养、高水平研究与创新转化、解决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现代医院管理、传统医学国际交流等方面代表全国一流水平。将全国高水平中医医院作为输出医院，推进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在优质中医药资源短缺或患者转外就医多的省份设置分中心、分支机构，促进优质中医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 3．做实基层中医药服务网络。实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十四五”行动计划，全面提升基层中医药在治未病、疾病治疗、康复、公共卫生、健康宣教等领域的服务能力。持续加强县办中医医疗机构建设，基本实现县办中医医疗机构全覆盖。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科室建设，力争实现全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设置中医馆、配备中医医师，100%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和80%以上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实施名医堂工程，打造一批名医团队运营的精品中医机构。鼓励有资质的中医专业技术人员特别是名老中医开办中医诊所。鼓励有条件的中医诊所组建家庭医生团队开展签约服务。推动中医门诊部和诊所提升管理水平。 1．彰显中医药在健康服务中的特色优势。 增强疾病治疗能力。开展国家中医优势专科建设，以满足重大疑难疾病防治临床需求为导向，做优做强骨伤、肛肠、儿科、皮肤科、妇科、针灸、推拿及脾胃病、心脑血管病、肾病、肿瘤、周围血管病等中医优势专科专病，巩固扩大优势，带动特色发展。制定完善并推广实施一批中医优势病种诊疗方案和临床路径，逐步提高重大疑难疾病诊疗能力和疗效水平。加强中药药事管理，落实处方专项点评制度，促进合理使用中药。鼓励依托现有资源建设中医医疗技术中心，挖掘整理并推广应用安全有效的中医医疗技术。大力发展中医非药物疗法，充分发挥其在常见病、多发病和慢性病防治中的独特作用。加强护理人员中医药知识与技能培训，开展中医护理门诊试点。 完善中医药参与应急管理的制度。在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等法律法规制修订中，研究纳入坚持中西医并重以及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加强中医救治能力建设等相关内容，推动建立有效机制，促进中医药在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治和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中发挥更大作用。 强化中医药应急救治支撑保障。加强中医药应急科研平台建设，合理布局生物安全三级水平实验室。加大国家中医药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和疫病防治骨干人才培养力度，形成人员充足、结构合理、动态调整的人才库，提高中医药公共卫生应急和重症救治能力。完善中药应急物资保障供应机制。 3．发展少数民族医药。加强少数民族医医疗机构建设，提高民族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少数民族医药服务能力。改善少数民族医医院基础设施条件，加强少数民族医医院专科能力、制剂能力和信息化能力建设。建立符合少数民族医医疗机构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加大少数民族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和优势病种研究力度，有效传承特色诊疗技术和方法。鼓励和扶持少数民族医药院校教育、师承教育和继续教育。加大对少数民族医药的传承保护力度，持续开展少数民族医药文献抢救整理工作，推动理论创新和技术创新。 4．提高中西医结合水平。 加强中西医结合医院服务能力建设。建立符合中西医结合医院特点和规律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修订中西医结合医院工作指南。加强中西医结合医院业务用房等基础设施建设，强化设备配置。开展中西医结合学科和专科建设，促进中西医联合诊疗模式改革创新。 （三）建设高素质中医药人才队伍。 2．强化中医药特色人才队伍建设。实施中医药特色人才培养工程（岐黄工程）。打造岐黄学者品牌，持续开展岐黄学者培养、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研修等项目，做强领军人才、优秀人才、骨干人才梯次衔接的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一批高水平中医药重点学科。构建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人才培养模式，发展中医药师承教育，建立高年资中医医师带徒制度，与职称评审、评优评先等挂钩，持续推进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将综合医院、妇幼保健院等医疗机构中医药人才纳入各类中医药人才培养项目。按照“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要求，加强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根据需求合理确定中医专业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培养医学生规模，在全科医生特岗计划中积极招收中医医师。推广中医药人员“县管乡用”，探索推进轮岗制与职称评审相衔接。适当放宽长期服务基层的中医医师职称晋升条件，表彰奖励评优向基层一线和艰苦地区倾斜，引导中医药人才向基层流动。 1．加强中医药传承保护。实施中医药古籍文献和特色技术传承专项，编纂出版《中华医藏》，建立国家中医药古籍和传统知识数字图书馆。加强对名老中医学术经验、老药工传统技艺等的活态传承，支持中医学术流派发展。推动出台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数据库、保护名录和保护制度。 3．建设高层次科技平台。依托现有资源，建设一批国家级中医药研究平台，研究布局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推进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和中国中医药循证医学中心建设。发挥中国中医科学院“国家队”作用，实施中医药科技创新工程。 1．加强中药资源保护与利用。支持珍稀濒危中药材人工繁育。公布实施中药材种子管理办法。制定中药材采收、产地加工、野生抚育及仿野生栽培技术规范和标准。完成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建立全国中药资源共享数据集和实物库，并利用实物样本建立中药材质量数据库，编纂中国中药资源大典。 3．提升中药产业发展水平。健全中药材种植养殖、仓储、物流、初加工规范标准体系。鼓励中药材产业化、商品化和适度规模化发展，推进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养殖。鼓励创建以中药材为主的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和以中药材为主导的农业产业强镇。制定实施全国中药饮片炮制规范，继续推进中药炮制技术传承基地建设，探索将具有独特炮制方法的中药饮片纳入中药品种保护范围。加强中药材第三方质量检测平台建设。研究推进中药材、中药饮片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强化多部门协同监管。加快中药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建设，加强技术集成和工艺创新，提升中药装备制造水平，加速中药生产工艺、流程的标准化和现代化。 1．促进和规范中医药养生保健服务发展。促进中医健康状态辨识与评估、咨询指导、健康干预、健康管理等服务规范开展。推广太极拳、八段锦等中医药养生保健方法和中华传统体育项目，推动形成体医结合的健康服务模式。鼓励中医医疗机构为中医养生保健机构提供技术支持，支持中医医师依照规定提供服务。 3．拓展中医药健康旅游市场。鼓励地方结合本地区中医药资源特色，开发更多体验性强、参与度高的中医药健康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吸引境内外消费者。完善中医药健康旅游相关标准体系，推动中医药健康旅游高质量发展。 （七）推动中医药文化繁荣发展。 2．发展中医药博物馆事业。开展国家中医药博物馆基本建设，建成国家中医药数字博物馆。促进中医药博物馆体系建设，强化各级各类中医药博物馆收藏研究、社会教育、展览策划和文化服务功能，加强数字化建设，组织内容丰富的中医药专题展览。 1．助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卫生健康治理，推进中医药参与新冠肺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控国际合作，分享中医药防控疫情经验。在夯实传播应用基础上，推进中医药高质量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实施中医药国际合作专项，推动社会力量提升中医药海外中心、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建设质量，依托现有机构建设传统医学领域的国际临床试验注册平台。指导和鼓励社会资本设立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基金。推进在相关国家实施青蒿素控制疟疾项目。 3．扩大中医药国际贸易。大力发展中医药服务贸易，高质量建设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推动中医药海外本土化发展，促进产业协作和国际贸易。鼓励发展“互联网+中医药贸易”。逐步完善中医药“走出去”相关措施，开展中医药海外市场政策研究，助力中医药企业“走出去”。推动中药类产品海外注册和应用。 （九）深化中医药领域改革。 2．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立体现中医医院特点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落实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推动公立中医医院发展方式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和中医内涵式特色发展，运行模式从粗放管理转向精细化管理，资源配置从注重物质要素转向更加注重人才技术要素。推进公立中医医院人事管理制度和薪酬分配制度改革，落实“两个允许”要求。落实公立中医医院总会计师制度。建立完善中医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体系，推进中医病案质量控制中心和中药药事管理质控中心建设。完善中医医院院感防控体系。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改善中医医务人员工作环境和条件，在全社会营造尊重中医的良好氛围。 4．改革完善中药注册管理。优化中药临床证据体系，建立中医药理论、人用经验和临床试验“三结合”的中药注册审评证据体系，积极探索建立中药真实世界研究证据体系。探索中药饮片备案、审批管理，优化医疗机构中药制剂注册管理。推进古代经典名方目录制定发布，加快收载方剂的关键信息考证。 （十）强化中医药发展支撑保障。 2．建立国家中医药综合统计制度。逐步完善统计直报体系，建立与卫生健康统计信息共享机制。加强综合统计人才队伍建设，构建统一规范的国家中医药数据标准和资源目录体系，建设国家、省级中医药综合统计信息平台，建立统计数据定期发布机制，稳步推动数据资源共享开放。 4．深化中医药军民融合发展。加强军地双方在中医药学科建设、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完善工作机制和政策措施，畅通信息交流渠道，加快军事中医药学科全面建设与发展，提高军队中医药整体保障水平。 四、强化组织实施 （二）强化投入保障。各级政府通过现有资金渠道积极支持中医药发展，落实对公立中医医院的办医主体责任。支持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渠道，推进符合条件的公立中医医院建设项目。引导社会投入，打造中医药健康服务高地和学科、产业集聚区。鼓励金融机构依法依规为符合条件的中医药领域项目提供金融支持，进一步完善中医药发展多元化投入机制。 （四）注重宣传引导。做好政策解读和培训，加强正面宣传和科学引导，大力宣传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成效，及时回应群众关切，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及时总结提炼地方好的做法和经验，加强典型报道，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作用，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和支持中医药发展的良好格局。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步伐的日益加快，养老服务已经成了重大民生问题。截至2020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2．64亿，占总人口的18．7％，老年抚养比19．7％。但目前我国养老机构和养老从业人员不足，且从业人员专业能力不足、综合素养偏低，无法满足多层次养老需求。同时，在养老过程中，没有将“健康养老”落到实处，如未能实现健康照顾，生活照护不足，缺乏心理照护。社会上也时有报道个别养老院出现不善待老人事件的新闻。上述情况严重影响了老人身体健康，有碍我国养老事业健康进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肛肠科主任安阿玥分析后表示，出现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为： 其一，养老从业人员缺口大，流动性大。全国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共有床位800多万张，按照国家标准养老护理员跟老人的比例应为1：4，也就是至少需要200万名护理员，但目前相关从业人员还不足100万人，数量缺口大。 其二，养老从业人员职业能力不足。主要表现为专业知识缺乏、人文道德素养不足、法律意识欠缺。调查显示多数养老护理员为农村中年妇女，未参加过系统规范的岗前培训，有的甚至无医学基础知识，因此应多采用“以老带新”的模式。 其三，养老从业人员心理压力大，职业倦怠率高。大多数养老护理人员薪资待遇低、工作时间长、社会地位认同率低造成其职业倦怠率高，过大的压力会影响到护理质量。 其四，养老从业人员道德素养约束力不足，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国内暂无统一的养老服务评价标准、养老从业人员黑名单制度以及养老从业人员职业准则监督机制，这使得许多养老机构无法通过较为客观且公认的评价指标来反馈和指导养老服务，被服务对象也无法通过监督约束制度维护其权力，造成养老服务行业有了问题难以分清对与错，是与非。 “健康养老”近年来被摆在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它是指老年人在养老过程中能享受良好的健康照护、生活照护和心理照护，保证健康照护和生活照顾，最大程度进行心理照护。为实现“健康养老”的目标，安阿玥委员建议： 首先，应建立多元化养老人才的培育。根据不同地区的需求，对有能力的专科学校、高等院校和养老机构进行评估和等级评定，实施不同级别的养老护理员培训。根据养老护理员自身情况，提供有针对性的分层培训；对于为特殊老人如生活不能自理、失能失智老人提供服务的护理人员，可增加一定的专科培训，使其拥有一定的知识和技术，提高护理质量。 其次，提高养老护理从业人员薪资待遇，关注其心理健康。地方民政部门监督补贴，养老相关专业人员薪资水平不低于上年度地方服务业平均薪资。凡进入非营利性养老机构或社区养老驿站工作的，工作满3年后由地方主管部门给予一次性经济补贴并分年发放；如家庭有从事养老相关专业工作的，对家庭其他人员进行税收优惠。 再次，加强社会支持和认可。各养老机构必须按规定对新入职的养老护理人员进行入职前培训、岗前培训，入职后也要定期组织继续教育和在岗教育，提高自身软实力。政府部门应利用媒体等优势，积极宣传我国养老政策和推广养老护理员，不断优化政策规定，培养和吸纳人才。 之后，还应加强养老护理人员道德人文素养培养，在制度上提高道德素养约束力。应建立统一的养老服务评价标准、养老行业准入标准和薪资待遇标准，由地方民政部门定期组织对养老机构的服务进行评价，对评价不合格的养老机构进行停业整顿或撤销执证等处罚。同时要建立养老从业人员黑名单制度，养老护理人员在工作中如存在违反道德及人文素养要求，或存在恶意虐待老人的，经查属实即刻纳入黑名单。黑名单人员列为失信人员，影响个人征信。 最后，增加后疫情时代下智能化养老措施。后疫情时代下，养老机构的封闭化管理使养老服务人员更为不足，必须大力发展智能化养老服务，如健康管理、社区养老、远程诊疗等。对涉及智能化养老服务的单位和个人进行税收优惠。 安阿玥委员再次强调，如何妥善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是当前各项工作的重点之一，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为此，应逐步提高养老从业人员综合素养，完善养老服务体系，脚踏实地地将“健康养老”落实到实处。 （来源：中视时讯 记者 张洪祯 郑苗苗）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中医药振兴发展，推进中医药综合改革。着眼推动分级诊疗和优化就医秩序，加快建设国家、省级区域医疗中心，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市县延伸，提升基层防病治病能力，使群众就近得到更好医疗服务。 “符合当前实际，明确重点任务，强调综合改革，令人振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唐旭东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用22个字表达了他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感想。 唐旭东认为，中医药行业医疗服务领域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必须聚焦内涵建设、关注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建立优质高效的中医药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起好步、打下扎实基础。 中医药振兴发展重点是“抓两头”“顶天立地” 2022年是实施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的关键之年。对此，唐旭东提到，今年任务的重点是“抓两头”“顶天立地”，一是切实推进大型公立中医院的高质量发展，真正发挥其在中医药医疗卫生服务行业的引领、推动作用；二是筑牢基层医疗卫生特别是乡村医疗卫生的网底，促进健康保障小康，为乡村振兴战略保驾护航。 唐旭东强调，做好上述工作的关键是要保证国家中医医学中心与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一流水平建设，扎实推进国家中医应急医疗队伍与国家中医疫病防治和紧急医学救援基地的建设，抓住即将出台的医疗机构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中医特色重点医院、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中西医协同“旗舰”科室等建设工作。 实操的着力点是结合新医改政策、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要求背景下的工作措施与机制，譬如绩效考核、精细化管理、运营分析等，使得重点学科提升建设水平与医院发挥中医特色优势都有着管理数据支撑。 在基层方面，关键是要加大基层特别是乡村中医药实际服务能力的建设力度，完善和充实我国基层医疗与公共卫生网底。实操的着力点是加快乡村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建立乡村医生培养专项基金，增加乡村医师定向招生培养的计划名额，切实解决中医、中西医结合专业乡村医师培养占比太低等问题，推进乡村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上的培养、管理、待遇等综合改革，使广大基层百姓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中医药适宜技术与祖国医学养生康复理念的实惠。 完善“西学中”制度强化人才培养 今年全国两会，唐旭东围绕“西学中”人才培养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表示，完善“西学中”制度，特别是加大高层次“西学中”人才培养力度，是新形势下发挥中国医学原创优势，保持我国原创生命科学的国际领先优势的必由之路。 唐旭东提到，从历史的经验与成就来看，“西学中”教育能够让西医临床医师逐步掌握中医思维能力和中医临证能力，利用中医、西医两种医学手段来面对疾病，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促进整个医学进步。 与此同时，唐旭东亦指出，目前相应的配套措施尚不完善，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开展“西学中”培训培养的机制仍未建立，“西不接中”“西不学中”的现象普遍存在。接受“西学中”培训后缺乏国家层面的认证认可，导致西医大夫学习中医的积极性不高。从事中西医结合的中青年后备人才由于缺乏更高层次的培养和团队支撑，中西医兼通的领军人才出现断档的趋势明显。 围绕上述问题，唐旭东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实施西医学习中医重大专项，选拔优秀西医师和西医院校毕业生学习中医，建立多层次、多学科的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相结合的“西学中”培训教育体系；二是将“西学中”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评定、评价纳入人社部国家高级人才工程；三是在“西学中”高层次人才的临床和科研能力培养中，建立一批覆盖重点学科的“西学中”人才工作室；四是在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中广泛实施“西学中”人才培养机制，在培养经费、职称评审、执业医师注册方面给予支持。 （来源：人民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徐凤芹在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接受光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医药海外中心发展不够均衡，区域影响有待加强，在海外国家缺乏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她建议，夯实中医药“走出去”政策基础；持续推进标准化建设，掌握中医药国际发展的话语权。 今年两会，徐凤芹委员在柬埔寨执行援柬抗疫任务。她介绍，柬埔寨当地华人对中医药的需求量非常大。但是，柬埔寨中医药尚未立法，诊所的中医医师也尚未注册。 据了解，当前中医药已传播至196个国家和地区，但对中医药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国家仍在少数。在绝大多数国家，中医药仍然处于未受法律保护的灰色地带。缺少法律法规的支持也是中医药海外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受各国有关传统医学的法律法规制约，包括中医师、中药师执业资格、中药产品准入、中医诊疗费用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 全国政协委员徐凤芹建议：由政府引领，夯实中医药“走出去”政策基础。一是政府主导，加强顶层设计，充分开发和利用国内外有效资源，根据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卫生发展水平与需要等方面情况，作出更科学全面的配置与规划，进一步促使各国政府提供更多的政策法规支持，只有有法可依，中医药才能在海外国家获得地位和尊重；二是以中医院校和中医医疗及科研机构为主体，发挥各自优势，医教研结合，力争取得更多、更可信、更高层次的中医药研究成果，推进更高水平的中医药国际合作，提高中医药在住在国的可信度；三是以海外中医药中心建设为抓手，实现海外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六位一体”发展，整合国内中医药医疗、科技、教育、产业等多种主体的优势资源联合出海，以“医”为先导，以药品、器械等产业为支撑，实现具有自我造血功能的可持续的商业发展模式。 持续推进标准化建设，掌握中医药国际发展的话语权。标准化是中医药国际品牌影响力的重要助力，是中医药在海外合法发展的重要基础。掌握了行业发展标准与规则的制定权，就可以成为行业发展的领导者。一是加强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标准化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合作，进一步明确循证医学在中医药发展中的作用，共同探讨适合中医药国际化的统一标准。二是积极与世界各国就中医药国际标准进行磋商与探讨，通过沟通交流来提升不同国家对于中医药的支持与理解。 （来源：光明网）

近日，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发布了2022年工作要点，其中提出，要扎实推进生殖健康服务，实施生殖健康促进行动，重点解决青少年、育龄人群及其他特定人群生殖健康的突出问题，开展未婚人群人工流产干预专项行动，减少青少年意外怀孕和人工流产，提高群众生殖健康水平。这一消息，引发了诸多关注。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妇科主任医师赵瑞华看来，关注生殖健康特别是青少年生殖健康问题，非常重要且尤为必要。因为，日趋严重的青少年生殖健康问题，已经对国家的人口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 我国人工流产数量居高不下，已成为影响群众生殖健康的主要问题之一 “为什么要开展未婚人群流产干预？主要是因为近年来我国人工流产数量居高不下，且这一问题成为影响群众生殖健康的主要问题之一。”赵瑞华告诉记者，未婚人群人工流产干预，既是生殖健康促进行动的一项重要目标，也是重要手段。 我国年人工流产的数量可用庞大来形容。据国家卫健委编写发布的《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0年）》数据，自2017年以来，中国人工流产人数逐年增加，2019年中国人工流产人数达976．2万例，较2018年增加了2．2万例，同比增长0．23％。另一篇由《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2021年刊发的文章中也指出，近5年来，我国每年人工流产的总数一直徘徊在950万例左右。 也有专家指出，中国每年实际人工流产数量约在1300万例，这也是一个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数字。实际数量明显多于统计数量的原因，是统计并没有覆盖私立医院和地下诊所。多项有关调查还显示，人工流产的女性中，年轻、未婚、未育占比不断升高，多次重复流产和年龄在20岁以内的高危人工流产占比显著增加。每年24岁以下未婚青少年人工流产数占我国人工流产总数的40％以上，其中近20％有反复人工流产经历。 “让人揪心且可惜的是，我们在临床诊疗以及专门调研的过程中，都发现青少年对人工流产危害性的认识远远不足。特别是现在，无痛人流、药物流产的应用已经极为普遍，甚至有些宣传把无痛人工流产描述为‘如同睡一觉一般简单’，很多青少年因此忽视了人工流产对身体的伤害。实际上，即便人工流产感觉不到疼痛，但伤害依然存在，且这种伤害跟流产的方式是不是无痛无关。”赵瑞华时常在临床上向患者解释，人工流产就如同把一个刚过花期的水嫩嫩的瓜给从秧上强扭下来，这对瓜秧也就是人的身体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 赵瑞华介绍，月经不调、月经量少、盆腔炎以及宫腔黏连等，都是人工流产比较常见的并发症。这些并发症，又都影响着流产者日后的怀孕能力。 “需要强调的是，流产的并发症对于成年女性损害尚且如此，而对于青少年来讲，因为其身体条件尚未完全发育成熟，影响更甚，可能给青少年带来心理、未来职业发展不畅，以及因对人工流产认识不到位而导致的反复流产等问题。”赵瑞华表示。 “不想生，生不出，生不好”，成为我国群众生殖健康问题面临的三大现状 与庞大的人工流产数量相对应的是我国的人口出生数量。在2021年，这一数据仅为1062万，创下了197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这也意味着，我国的人工流产数量与新生人口数量几近持平。 “所以，我们不得不关注群众的生殖健康，不得不推进生殖健康促进行动。具体来说，目前我国群众的生殖健康存在‘生育意愿低’‘生不出’以及‘出生缺陷率升高’三大问题，这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赵瑞华说。 赵瑞华介绍，在“生育意愿低”的人群中，既包括因养育成本高、女性产后职业发展空间受影响等原因“不敢生”的人群，也包括因更加注重个人生活质量而“不想生”的人群。与此同时，我国的不孕不育率逐年上升也尤为值得关注。 “有数据显示，我国育龄妇女的不孕不育率，现在已经达到了12％～18％。这其中的影响因素有很多，比如此前的反复人工流产，以及年轻人经常熬夜、过度减肥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等，都在影响育龄女性的身体素质，进而影响她们的生育能力。我在临床上有一个直观的感受，虽然近30年我国的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的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但女性的身体素质及生育能力却在下降。这需要国家重视以及医疗服务的介入。”赵瑞华忧虑地表示。 在广安门医院以及广大患者那里，赵瑞华是“送子观音”，但在日常工作中，她常常解决的都是“怀不上，保不住，生不好”的问题。其中的“生不好”，就是指出生缺陷。 数据可以说明我国人口出生缺陷面临的严峻形势。以人口大省江苏为例，2016年该省各地上报24类主要出生缺陷患儿3546例，发生率3．72‰，2017年为4567例，发生率4．89‰，2018年为4689例，发生率6．09‰，2019年，出生缺陷患儿增至7893例，发生率上升至10．90‰。 “这种状况，并非江苏独有。因此，要保障我国的人口安全，就要从方方面面关注影响居民生殖健康的因素。”赵瑞华强调。 多措并举，才能形成生殖健康促进行动的合力 “关注青少年的生殖健康，首先需要加强校园生殖健康教育，特别是由医务人员提供的生殖健康教育。”生殖健康是赵瑞华已经关注了多年的话题，但在调研中她发现，不管是大学还是中小学，生殖健康教育都“过于简单”，老师基本上是照本宣科授课，学生们要么不以为然，要么云里雾里，这“远不能达到健康宣教的目的”。 因此，赵瑞华认为，应该建立涵盖大中小学并逐步深入的生殖健康教育体系。并且，这样的课堂教育应该至少有一部分是由医务人员参与授课，这才能通过医生的临床经验让孩子们明白如何保护自己，如何避免受到伤害。与此同时，赵瑞华还建议，加强媒体对青少年生殖健康问题的健康宣教，并由国家主导，在政府层面设立生殖健康免费咨询热线。 “现在，很多地方开设了‘12345市长热线’，那么能不能开设一个生殖健康咨询热线呢？”赵瑞华介绍，在调研的过程中她发现，很多计划外怀孕的孩子之所以会选择人工流产，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对生殖健康知识知之甚少又羞于或者不便到医院向医生咨询。 比如，关于紧急避孕药的使用。实际上，紧急避孕药的成分和流产药物的成分一样，只是紧急避孕药较之流产药物剂量上要小一些。但很多孩子不了解紧急避孕药长期服用的危害，甚至把紧急避孕药作为常规避孕药来服用，最终给身体带来了不可逆的伤害。 “如果开设类似市长热线电话的咨询热线，也许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青少年面对计划外怀孕和人工流产的这些困惑。”赵瑞华建议，这样的热线可以先行先试。 除此之外，赵瑞华还建议设立人工流产国家监管和服务的技术门槛。“目前，在大城市已经普遍设立了这样的门槛，但是在一些欠发达地区，从事人工流产的地下诊所并不鲜见。这样的诊所，医疗技术条件可能不达标，如果进行人工流产手术，可能给孩子们带来很多后遗症。而提高国家监管和服务的技术门槛，就能够对青少年的身心和生殖健康增加一层保护。这样多措并举，才能形成保障青少年生殖健康的合力。”赵瑞华最后表示。 （来源：人民政协报）

“全国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共有床位800多万张，按照国家标准，养老护理员跟老人的比例应为1：4，也就是至少需要200万名护理员。但目前养老护理员还不足100万人，数量缺口太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肛肠科主任安阿玥呼吁，建立多元化养老人才培养体系，加强养老护理人员进行岗前培训，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护。 “近年来，我国养老护理员的规模在不断扩大，但与实际需求相比，我国养老从业人员存在着专业能力不足、综合素养偏低的问题，而且很多从业人员没有接受过系统规范的岗前培训，也没有医学基础知识，培养模式也多是‘以老带新’。”安阿玥委员举例说。 要让“健康养老”落到实处，让老年人能够享受到良好的健康照护和心理照护，健全的养老人才培养体系很关键。安阿玥委员建议，建立多元化养老人才培养体系，根据不同地区的需求，对有能力的专科学校、高等院校和养老机构进行等级评定，实施不同级别的养老护理员培训。 为特殊老人如生活不能自理、失能失智老人提供服务的护理人员如何培养？安阿玥委员认为可增加一定的专科培训，提高护理质量。“各养老机构也必须按规定对新入职的养老护理人员进行岗前培训，入职后也要定期组织继续教育和在岗教育。” 对于部分养老护理从业人员因薪资待遇、社会认可度等原因产生的心理压力大和职业倦怠率高的问题，安阿玥委员呼吁，要多关注养老护理从业人员的身心健康问题，提高其薪资待遇和社会地位。“可由地方民政部门监督补贴，保证养老相关专业人员薪资水平不低于上年度地方服务业平均薪资。凡进入非营利性养老机构或社区养老驿站工作的，工作满3年后由地方主管部门给予一次性经济补贴并分年发放。如家庭有从事养老相关专业工作的，家庭其他人员可以享受税收优惠。” 安阿玥委员在调研中还发现，国内还没有统一的养老服务评价标准和从业人员职业准则监督机制，仅依靠道德素养的约束力远远不够。他建议，在国家层面建立统一的养老服务评价标准，规范养老行业准入标准、提升薪资待遇。民政部门定期组织养老机构服务评价，不合格的养老机构进行停业整顿或撤销执证等处罚。 “可以建立养老从业人员黑名单制度，对于在工作中违反道德及人文素养要求，出现恶意虐待老人行为的从业者，经查属实后会被纳入‘黑名单’。”安阿玥委员说，进入“黑名单”的人员会被同步列为失信人员，将直接影响其个人征信。 （来源：人民政协报 记者：王亦凡）